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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0:53:20  浏览:969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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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二届第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习仲勋兼国务院秘书长;任命钱瑛为内务部部长,陈毅兼外交部部长,彭德怀兼国防部部长,罗瑞卿兼公安部部长,陈云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兼财政部部长,沙千里为粮食部部长,程子华为商业部部长,叶季壮为对外贸易部部长,许德珩为水产部部长,王鹤寿为冶金工业部部长,彭涛为化学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煤炭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四光为地质部部长,刘秀峰为建筑工程部部长,蒋光鼐为纺织工业部部长,李烛麈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王首道为交通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廖鲁言为农业部部长,王震为农垦部部长,刘文辉为林业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马文瑞为劳动部部长,沈雁冰为文化部部长,杨秀峰为教育部部长,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贺龙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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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法律人以及法治

杨靖


  一、司法考试模式应当改,比如改成注会那样,否则逼得法律人一到考试就得闭门造车,深居不出,结果考过的大多有点书呆子气。同时,应该严格限制准入资格,法律职业不是卖红薯,不是推个车子架上炉子就能做生意,它是专业的行为,我们很难一个公民会把自己的切身利害官司交给一个没有深厚法律素养的考试能手。为何医师资格要严格限制呢?因为关系生死,人命关天,天为大。那法律不关系生死吗?恐怕很难下定论。法律执业需要一批法学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不要是个人就给机会考试。——原因是,该考试操作性还是较强,即使没有相关学习背景仍有可能通过的。国家难道是觉得需要很快生产一大批法律人吗?从目前的需求来看,恐怕没有必要。

  二、司法考试是法律人开门做生意的第一个门槛,相当于做生意要营业执照。但是我很难想象,市场上鱼龙混杂的法律职业资格证,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政府律师,律师,等等。简直比中药铺还丰富。是律师少了不够用吗,还是需要这样形形色色的法律职业相态?不好猜测。至少律师法的规定不允许上述五颜六色的职业队伍存在。此外,据我所知,从弱冠到耄耋,司考不知有什么魅力,真的是吸引了太多中国人的眼球。太想不通。在这样的司法背景下,貌似光鲜的律师在私下里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心态,有几个正在拼命进入该行的痴迷者知道。

  三、通常认为,律师权利或者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律师逐渐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按照上述标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进步,而且进步不小。但是,法治不仅仅这一个层面。是不是某国的公民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或程度最高呢?显然不是。看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状况,不得不深自暗忖中国法治建设前途的漫长。据统计,全国600多所法学院校,30余万名法学生,真难想象,在目前的法治状况下会需要这么多的法律人!我常在想,各大院校争相开办法学院,纯粹是为了在对外进行宣传时说自己教育门类齐全,学科体系完备,是综合院校。或许这只是戏谑之词,但客观的说,法学教育在量上确实有点过剩,那么质上如何呢?问题就在这。数量多,质量低,很像中国的人口问题。法律职业是经营职业,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像美国那样。中国法学教育这样的情况反映在法治建设上,就是人才不足,而人满天下。当然这也有好的一面,相当于普法的作用。但恐怕负面影响更大,更深刻。结果只能是:法学教育及法治建设后继无人,法制建设进程步履维艰。

  归结起来,我个人认为,当前的法学教育应当重构。划分为法律职业性教育和法学研究性教育两类。前者在律师学院培养,律师由该学院制造,司法官从律师队伍中选拔,高薪引才、养廉。从资格准入来说,这种适合司法考试模式,但应像上述说的注会考试那样改革。对于后者,就不能以司考作为限制了。适于培养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家。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杨靖

注:本文原发表于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iyoungkings),读者可到该网页留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瑞典使馆所询有关婚姻法问题的意见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瑞典使馆所询有关婚姻法问题的意见的复函

1952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外交部:
1951年11月6日发办欧字第(51)1770号函及附件悉。瑞典使馆所询我国在外侨民离婚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在瑞典经常居住的侨民相互间的离婚案件,可由瑞典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审判。不过我们在确定这一原则时,必须考量到瑞典在我国的侨民离婚案件是否也是这样处理,苏联等国侨民的案件是否也是这样处理,我国在苏联等国侨民的案件是否也要主张这样处理。这与你部本年7月9日发部苏字第(五一)214号公函所询处理外侨在华婚姻问题有所关联。我院于本年8月3日法编字第7720号复致你部函内,曾提供意见。应请你部将这两案合并考量解决。

附:外交部解答瑞典使馆所询有关婚姻法问题请提意见的函 1951年11月6日 发办欧字第(51)1770号
最高人民法院
顷接瑞典驻华大使馆送来关于婚姻法问题照会一件,兹特抄附一阅,请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早日复知本部,以便办理。

附件:瑞典驻华大使馆照会中文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瑞典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顷奉瑞典外交部训令,谨恳赐复下列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婚姻法,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间之离婚案件,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所独享之管辖权。
顺致最崇高之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