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4号
《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已于2013年7月26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26日
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
（2013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推进、规范违法建筑的防控和治理工作，保障城乡规划有效实施，提高城乡人居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处置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违法建筑，适用本规定。
违反水利、交通运输、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由有关部门依照水利、交通运输、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以下简称城镇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以下简称乡村违法建筑）。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者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结合本行政区域城市、镇规划或者乡、村庄规划的实施情况，制定违法建筑的具体认定标准；具体认定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条 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应当坚持统一领导、统筹兼顾、依法处置、属地为主、综合整治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建立健全违法建筑防控和治理工作责任制、行政问责制，并将违法建筑处置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省违法建筑处置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并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承担违法建筑处置相关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对城乡规划实施和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的宣传，提高公众遵守城乡规划等法律、法规的意识。
第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规划许可的实施情况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落实建设工程验线、施工现场跟踪检查、竣工规划核实等管理措施，防止违法建设行为的发生。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对违法建筑和违法建设行为的日常巡查制度，落实巡查责任。
第八条 任何单位、个人有权举报违法建筑和违法建设行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本区域内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劝阻，并及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举报方式，及时受理和处理对违法建筑和违法建设行为的举报。
第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发现城镇违法建筑正在建设中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建设；当事人拒不停止建设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拆除继续建设部分的措施。
对于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置的违法建筑物和构筑物，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将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城镇违法建筑依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城镇违法建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含局部拆除，下同），依法处以罚款：
（一）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且不符合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或者超过规划条件确定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的；
（二）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确定的建筑面积（计算容积率部分）或者建筑高度，且超出《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合理误差范围的；
（三）在已竣工验收的建设工程用地范围内擅自新建、搭建，或者利用建设工程擅自新建、搭建的；
（四）存在建筑安全隐患、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或者导致相邻建筑的通风、采光、日照无法满足国家和省有关强制性标准的；
（五）侵占城镇道路、消防通道、广场、公共绿地等公共设施、公共场所用地的；
（六）其他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
第十二条 拆除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和第六项所列违法建筑，可能对无过错利害关系人利益、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可能严重影响相邻建筑安全而不能实施拆除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收违法建筑或者违法收入，依法处以罚款。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将违法建筑不能实施拆除的认定向社会公示，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可能严重影响相邻建筑安全而不能实施拆除的情形，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其委托的具有相应建设工程设计或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的单位的鉴定结论作出认定。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对实施没收处罚违法建筑的规划、用地、建筑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相关手续办理的具体条件、程序，及其使用、管理等内容作出规定。
第十三条 乡村违法建筑应当改正、拆除的情形，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作出具体规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作出违法建筑处置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不成立而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违法建筑处置决定应当载明相关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不服决定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并依法送达当事人。
第十五条 违法建筑当事人收到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后，应当在决定载明的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自行拆除确有困难的，可以在决定载明的期限内申请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以下简称申请拆除）。
第十六条 城镇违法建筑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或者申请拆除违法建筑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乡村违法建筑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或者申请拆除违法建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
当事人不自行拆除或者申请拆除违法建筑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代履行条件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实施代履行。
第十七条 违法建筑依法应当予以强制拆除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发布载明强制拆除实施时间、相关依据、违法建筑内财物搬离期限等内容的强制拆除公告。强制拆除公告可以在违法建筑及其周围张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发布。
第十八条 违法建筑当事人未在强制拆除公告载明的期限内搬离违法建筑内财物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公证机构公证或者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下，将财物登记造册，并运送他处存放，通知当事人领取。
第十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应当在公证机构公证或者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下，实施强制拆除。
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制作笔录，并拍照和录音、录像。
第二十条 具有城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资格的违法建筑当事人，其违法建筑拆除后无房居住或者住房面积低于本地住房困难标准的，应当将其纳入城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范围予以保障；在未获保障或者未落实过渡措施前，对其违法建筑暂缓拆除。
乡村违法建筑可以暂缓拆除的情形，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土地功能更新、景观提升等要求，根据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做好违法建筑拆除后土地的综合利用和城乡环境美化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违法建筑处置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和沟通机制。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违法建筑处置决定及其执行情况，书面告知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税务、文化、安全生产监督、公安等部门和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
第二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以违法建筑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申请办理相关证照、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违法建筑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税务、文化、安全生产监督、公安等部门不得办理。
单位或者个人就违法建筑申请办理供电、供水、供气等手续的，违法建筑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不得办理。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承揽明知是违法建筑的项目设计或者施工作业。
第二十四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违法建筑处置工作中，应当依法、规范、公正、文明行使职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建筑未依法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为单位或者个人以违法建筑作为生产、经营场所办理相关证照、登记或者备案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载明的期限内未自行拆除或者申请拆除违法建筑，以及阻碍拆除违法建筑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除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外，应当提请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违法建筑当事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并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除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外，应当提请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七条 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单位或者个人就违法建筑办理供电、供水、供气等手续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承揽明知是违法建筑的项目设计或者施工作业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建设工程设计单位为违法建筑提供的设计文件违反规划条件、规划要求的，依照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 阻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经法定程序被赋予城镇规划管理相关行政处罚职责的，由其具体负责城镇违法建筑处置工作。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摘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虽然规制了我国律师辩护业务，但是也给律师辩护业务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弊端，在暂时不能取消有又不能修改的情况下，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减少其弊端的唯一选择。本文对第306条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进行了学理解释，提出应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
【关键词】引诱 解释 伪证罪 司法公正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确认其罪名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触犯该罪名并受到刑事处罚的，几乎都是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律师界，一般将此罪简称为律师伪证罪，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伪证罪。律师界将该罪比喻为是悬在律师头上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律师刑事案件辩护率的不断下降。据统计，2000年北京有律师5459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仅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的2000年的0.78件。北京市全年刑事案件近5万件，比较一下，律师辩护率不足10%。由于北京地区实际上是全国执法、司法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其他地区情况更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一说②。
对于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律师界一直在抗争，呼吁取消这一条犯罪。在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以山西代表团代表张燕律师领衔的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正式提出了“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议案③。笔者认为该建议及建议的理由是可取的，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全国人大所采纳，第306条还要继续施行。因此，要消除以至减少该条的负面作用，对该条加以正确理解则是当下的唯一的选择，因而显得极为重要。本文试对该条在客观方面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加以解释，以期取得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共识。
一、 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引诱”的解释
对于什么是“引诱”？刑法理论界的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诱使证人改变过去按照客观事实提供的证言，或者使证人为案件做虚假证明④；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及专家也是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或者其他利益诱使，”⑤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认为律师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属于引诱行为而给律师定罪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写的《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3期刊载的刘某妨害作证案，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1998年7月上旬，被告人刘某在受委托担任李某受贿一案的辩护人期间，在李某亲属陪同下，分别找证人田某、钱某、刘某、徐某、邓某、蒋某调查时，引诱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并将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在滨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某受贿案件的当庭出示，提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致使法院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滨海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在担任李某受贿案的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期间，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的手段，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原有的不利于李某的证言，致使法庭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其行为已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某不服，以无罪为由，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在这一案件审理中，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引诱”一词。辩方认为，引诱要以利益为诱惑，要有诱饵，引导性的但并未用利益为诱饵的发问，不属于引诱。而控方则认为引诱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金钱、物质利益的其他手段⑥。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中，虽然仍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使证人不按照事实的真相提供证言，但又认为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依法惩处是正确的。在关于裁判理由的说明中，没有就如何理解引诱这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展开评论，而只是论述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是否以发生危害后果（导致法院宣告无罪）作为构成要件问题⑦。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件对引诱的理解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耀喜在担任盗窃案犯陈林鸿的辩护人参与该案一审诉讼期间，为了使陈林鸿的盗窃数额从巨大降为较大，减轻其罪责，利用诱导性的设问方式，诱使证人李洪涛作了违背事实的伪证，其行为已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告人不服，上诉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改判被告人张耀喜无罪，但并不是因为被告人在客观上设有引诱行为，而是认为不能充分地证明上诉人具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在法官评述中，省高院的法官明确提出：引诱，指引导劝诱，不仅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比如劝导证人⑧。由此看来，基层司法实务界人士对“引诱”的理解是：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的行为，只要辩护人对证人进行劝诱引导，即构成本罪所称的引诱。如此理解，这对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来说，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总可以找到你律师在向证人取证过程中的劝导、引导及诱导之类的片言只语，这正是律师对刑事诉讼视为禁区而不敢涉足的主要原因。
二、 如何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要把握这么两个原则：第一，这里的“引诱”，不是一般的引诱，是达到一定严重危害程度即犯罪程度的行为，要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来理解引诱；第二，不但结合整个条文，还要与相类似的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即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247条暴力取证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的相互比较中来理解和认定“引诱”行为。
刑法设立第306条、率305条、第307条以及第247条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证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严重影响证人的自由意志进而影响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予以定罪，以此来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和司法公正。例如，第307条就规定了“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采用暴力、威胁及贿买等方法一般可以达到影响证人作证的结果。这里，所以没有使用“引诱”一词，是因引诱行为一般达不到影响证人作证的严重程度。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外的人，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掌握案件情况多且又身处其中，他们的办法及影响力可能多一些、大一些，因而有必要使用“引诱”一词。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本罪的主体也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要比刑事诉讼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更了解情况、影响力也更大，并且也同样身处其中，办法也不比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少，也同样没有使用“引诱”一词。非但没有使用“引诱”一词，而且对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取消了威胁和贿买，只规定在客观方面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时才构成犯罪。法律虽然严禁司法人员采用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但刑法并没有以司法工作人员以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样是在承办刑事案件中，为什么律师（充当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时）的引诱取证行为就构成犯罪呢？因此，笔者认为，取消“引诱”行为的建议是合理的。暂时不能取消，也完全有理由对引诱进行限制性的解释，将其解释为一般是指以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进行诱惑，但律师以误工费、交通费名义给证人以少许金钱，以弥补证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支出的，也不应当认定为是引诱。对于个别律师与证人之间有特殊关系，如亲属、朋友关系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如律师是证人所在单位的法律顾问，律师又三番五次劝导证人按律师的意思而不按客观事实提供证言的，也可以认定为引诱。总之，只有行为人的引导、劝导等行为足以使证人改变已经做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才是犯罪行为的引诱。而不应当包括诱导性发问及一般的劝导，因为诱导性发问或称引导性发问是律师工作的常用的一种技术方法，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将引导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言是一种过分要求。引诱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定义，因此很容易被任意解释，而导致出入人罪⑨。实践的结果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第306条的规定，本条规定的犯罪是故意犯罪，它要求行为人已明确认识到本案被告人是有罪的，即从现有证据来看，指控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行为人通过引诱的方法使证人改变已经提供的证言或者引诱证人作伪证言，以此达到使被告人无罪或由重罪变为轻罪。再结合第305条妨害作证罪规定，这里要求所改变的证言，或者所作的伪证一定是涉及到足以影响有罪变为无罪，或者重罪变为轻罪的证据，而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司法机关采集了一些证据，证人也作了被告人有罪的证言，但被告人并不承认，或者虽承认了，但在辩护律师会见时又翻供，认为是屈打成招或违心承认的，希望律师进一步找证人调查核实。律师在调查核实时，虽然对证人有诱导行为，但这是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重事实不清楚即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为探究案件真相采用的引诱行为，而不是要证人改变真实的证言或作伪证，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或者虽然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但并不影响罪行成立或不能降低量刑档次，这种行为虽然应当予以否定、谴责，但这还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是犯罪。因刑法是用来惩治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能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用刑法的方法来处理，刑法来处理的只能是少数不得不由刑法加以规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对杀人行为也是这样。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行为都有按照刑法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⑩。应当承认，律师在进行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向证人取证过程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轻或重总会发生一些引导或称引诱证人的情形。其中有的是律师工作方式所决定的；也有一些是不当的，应当加以改进或受到批评、谴责的，即使是应受到批评、谴责的那些引导或引诱行为，一般也无须动用刑罚的方法予以解决。侦查人员在向证人取证时采用引诱方法的也并不鲜见，理论及实践上都没有人提出必须用刑法加以解决。用刑法来加以解决的只能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用其他法律手段又解决不了的。因此，对律师的引诱行为动用刑法，我们应当慎之又慎，不然伤害的不仅是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而是整个律师队伍以及我国司法制度及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①参见：徐秋兰 钱列阳：中国律师执业难，《中国律师》第2002年第5期。
②参见：胡盈盈 端木正阳：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2年第3期。
③参见：张普定 简论刑事侦察阶段辩护制度的完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31页—34页。议案认为，没有必要把律师列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刑法》第307条已经涵盖了伪证罪的一般主体，伪证罪中人为地把律师列为特殊主体，那其他法律中一般主体是否还包括律师，按照306条、第307条的逻辑，犯罪主体中没有列出律师的其他条款，是否对律师没有约束力？这种推理看起来很荒唐，但《刑法》第306条就是这种不规范的荒唐产物。因306条的存在，就使得法律内容产生了巨大的歧义。
④参见：向朝阳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93页。
⑤参见：胡康生 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周道弯 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⑥参见：陈颖春：《青年律师，作茧自缚》，载《律师世界》1999年第1期。
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事审判参考》第2卷（2000年度精编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7页。
⑧参见：王幼章：《刑事判案评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⑨参见：王丽 林维：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载于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版，第76—78页。
⑩参见：高铭喧 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595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