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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文号】京发改[2007]1498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市政府设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政府投资管理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的资金规模5亿元，分三年投入，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程序进行项目审核。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规范、效率、监管、透明”的原则。专项资金应确保“专款专用”，同一个项目不得重复、多头申报。　

　　第二章　资金的使用范围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经本市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电、气、热、通讯、非主干路等设施)、产业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等公共设施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集聚区建设项目”)。　

　　第五条　使用专项资金的集聚区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应以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为主，鼓励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应当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第六条　集聚区建设项目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由获得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法人单位作为项目建设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　

　　第三章　资金的投入方式　

　　第七条　专项资金的投入方式主要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根据集聚区建设项目内容，采取不同投资额度标准。　

　　第八条　对公益性集聚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投资额一般不小于该项目总投资的30%。　

　　第九条　对准公益性集聚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投资额一般不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30%。　

　　第四章　项目的审批程序　

　　第十条　项目单位向该集聚区所在区县发展改革委提出集聚区建设项目和资金申请，区县发展改革委按照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审批各环节的有关材料。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委托中介机构评估论证、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办公会审核、报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报市政府审定(安排专项资金超过5000万元的项目)的基本工作流程，执行项目审批。　

　　(一)审批项目建议书。　

　　1.项目单位需要提供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的申请和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应当委托具备甲级工程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　

　　2.项目单位应取得规划部门的规划意见书(新征地项目，应取得市发展改革委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以及其它必要的文件材料。　

　　3.市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材料齐备后5个工作日内，委托有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议书进行评估论证。　

　　(二)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1.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位应当委托有甲级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深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项目单位需要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请示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并提交项目招标方案核准申请书。　

　　3.项目单位应取得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意见书，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环境保护部门的环评报告，节能审查意见以及其它必要的文件材料。　

　　4.市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材料齐备后5个工作日内，委托有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论证。　

　　(三)审批初步设计及概算。　

　　1.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招标方式，选择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初步设计方案概算要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确定的规模和标准进行限额设计。　

　　2.初步设计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范围，并应列明各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用地规模、主要材料和设备选择等。　

　　3.市发展改革委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组织专家，对初步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和优化。初步设计概算应当包括项目建设所需的一切费用，总投资概算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总投资估算的10%，初步设计方案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面积的10%，否则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重新报批。　

　　(四)办理年度投资计划。　

　　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准后，项目单位应办理规划用地许可、建设用地批复等相关手续，市发展改革委对专项资金进行综合平衡，安排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年度投资计划，市财政局根据投资计划，下达基本建设预算支出指标、拨付资金。　

　　第十二条　项目单位在项目竣工验收后，要编制竣工决算，报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审批，并按批准的资产价值办理资产交付手续。　

　　第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在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中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编制集聚区项目建设发展规划和委托中介机构评估论证费用。　

　　第五章　资金监管　

　　第十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集聚区建设项目审批进行管理，并会同市财政局向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十五条　区县发展改革委对集聚区项目建设过程进行监管，并及时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项目验收，并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建设过程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稽查。　

　　第十七条　市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的财务活动实施财政财务管理和监督，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安排对集聚区建设项目的绩效考评。　

　　第十八条　对违反招投标法、违反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应根据情况对项目单位或个人，采取通报批评、暂停拨款、撤销项目、处分处罚等处理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行为原则主要是通过英美普通法国家法院的实践逐步发展而成的，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判例。在1673年的“布莱兹案”中，查斯勒公爵曾认为，谈论英国法官是否有权决定丹麦国王在其自己的领土内授予其公民的专利许可是否合法的问题，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

　　1848年英国枢密院审理的“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 对国家行为原则的确立有重大影响。根据国王威廉第四所颁布的命令，被上诉人汉诺威王将上诉人查尔斯（前布伦斯威克公爵）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同时剥夺了查尔斯管理其自己财产的权利。上诉人要求枢密院宣布该命令无效并追究被上诉人的责任。尽管下级法院以主权豁免原则驳回了诉讼，但枢密院认为英国法院不能要求一个人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其主权权威所作的行为负责。英国枢密院驳回上诉的理由是以国家行为原则为基础的，英国法院“不能对外国主权者在自己国家内所作行为作出裁判”，更不能让一个外国主权者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主权资格所作的行为”负责。

　　美国法院早在1796年的“沃特斯诉科勒特”一案中已就被告（当时瓜德鲁普岛统治者）在其管辖范围内扣留原告船舶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被审查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被告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其权限范围内为官方行为一事“本身就足以回答原告的指控，被告不应在我国法院回答仅仅涉及其行使自己权力是否不正当的任何问题” 。“奥椹诉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院同样认为墨西哥政府将原告在墨西哥的财产充公的行为不能在美国法院受到司法审查，从而确认了被告对从第三者处购买的原属原告的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而第三者是从墨西哥政府那儿买到这些财产的。

　　国家行为原则一般是指一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从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效力。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0年“柯克帕特里科公司诉环境筑造公司案”判词中的阐述，国家行为原则“仅仅规定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应当被认为合法”。国家行为原则适用的效果是，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而应推定该外国的国家行为合法，因而外国国家，其官员或私人当事人无须按法院地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20世纪初，国家行为原则在英美国家已被普遍的接受和适用。国家的经济行为越来越频繁，国家行为原则日趋成熟，其法理基础和人们对主权豁免的态度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自60年代起，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适用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对该原则适用的一般例外。

　　（一）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1960年美国“萨巴蒂诺修正案”中，地方法院以古巴的国有化不以公益为目的，歧视美国公民，以及未作适当补偿，因而违反国际法为由，对该案不适用国家行为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却对该案适用了国家行为原则，认为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国际实践，外国没收财产的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判决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修正，规定美国法院对由于1959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没收财产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外国国家行为而提起的侵害诉讼，不得适用国家行为原则。但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行为，或总统决定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国家行为除外。该修正案为国家行为原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规定了一个法定的例外，即美国法院可以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只要外国的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美国法院就可以宣布其为非法。

　　除美国外，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的国际合法性加以审查的。例如，荷兰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美国总检察长诉希鲁瓦特案”中，认为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法院考虑另一个国家征收财产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但是，另一些国家的法院，如意大利大理院在其判决中，却反对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

　　（二）行政机关的同意。1937年，原告伯恩斯坦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官员关押，其公司的一艘名为“甘地亚”的船舶也被纳粹转让给了被告比利时公司。1946年，已经是纽约居民的原告在纽约州法院起诉，主张对“甘地亚”的所有权。法院表示，根据国家行为原则，它无权审查根据德国法的转让行为的合法性。上诉法院也持同一见解，但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排除该原则的适用。美国国务院认为对于为恢复因纳粹的强制而丧失的财产而在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法院可以不受国家行为原则的约束。上诉法院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声明对纳粹的国家行为作出无效的判决。以后的许多案件都遵循了该案确立的适用例外，即“伯恩斯坦例外”。

　　（三）公共政策保留。以公共政策为由宣布外国国家行为非法的做法多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例如，1972年至73年法国法院审理的“布莱登公司案”中，法国法院认为智利政府的国有化法令在法国无任何效力，并主张对智利政府的国有化行为进行调查。而德国法院在1948年也以违反道德准则和公共政策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征收法令的合法性。

　　（四）商业行为。美国于1976年颁布了《外国国家主权豁免法》，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由绝对豁免主义转向有限豁免主义。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在1976年的“登希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不适用于主权者的商业行为。同一法院在1983年的“麦克唐奈尔案”中也明确声明，主权者纯粹的商业行为一般不要求司法限制。

　　在上述几项适用例外中，政府同意的例外基于分权说，而商业行为例外则是有限豁免主义的引申，对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是有其理由的。虽然依据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各自在自己领土内行使主权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干涉，但如果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公认的国际法或特定的国际义务相冲突，国家行为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法院就不能承认这种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进行国际法上合法性的审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