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
(1999年3月30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10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旅游促进
第三章 旅游规划
第四章 旅游管理
第五章 旅游安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从事旅游经营和旅游业管理活动，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招徕、接待旅游者和主要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有偿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第三条 本市发展旅游业，应当发挥首都优势，突出北京特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坚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把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投入，加强规划与管理，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市和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规划的编制、旅游业促进、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教育和培训工作，依照本条例对旅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旅游业进行管理。
第六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完善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竞争，维护协会会员的合法权益。
旅游行业协会可以根据会员需要，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组织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促销，开展行业交流、行业培训，可以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七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破坏旅游资源和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二章 旅游促进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研究旅游发展的方针、政策，协调解决旅游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旅游发展的需要逐步增加，由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专项使用，市财政部门审核监督。
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旅游发展的需要，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旅游教育，加大对旅游教育的投入，拓宽办学渠道，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指导实施，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推广和大型旅游活动，向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协调相关部门支持旅游经营者依托本地区工业、农业、商业、体育、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开发旅游产品。
第十二条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个人按照本市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旅游业，建设旅游设施，开发旅游资源；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为旅游业投资提供信息和相关服务。
第十三条 鼓励开发展现古都风貌，体现现代文明，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旅游项目。
鼓励开发具有首都优势的观光旅游、修学旅游、会展旅游、奖励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等旅游产品。
第十四条 鼓励开发现代农业观光旅游，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开展乡村民俗旅游接待、果蔬采摘等旅游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予以引导、服务或者资金支持。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旅游城市的协作配合，互通信息、客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旅游合作。
第十六条 规划和建设本市公共交通网络，应当兼顾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完善旅游景区公共交通线路设计和公共交通停车场(站)、交通标识、交通设施的配套建设，逐步发展和完善观光公共交通服务。
第十七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旅游信息网络，完善服务功能，在机场、火车站、主要旅游区(点)和主要商业街区，设置公益性旅游咨询站或者旅游信息多媒体设施，为旅游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第十八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督促和指导旅游经营者实行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对达到旅游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取得相应服务质量等级的旅游经营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为旅游者和旅游经营活动提供信息。
旅游行业协会可以制定相关的行业服务规范，并可以使用本协会的优质服务推荐标志。
第十九条 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公务活动，可以委托旅行社安排交通、住宿、餐饮和会务等事项。
第二十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开发具有北京历史、文化内涵或者旅游地独特性的旅游纪念品。
第二十一条 对促进旅游业发展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旅游规划
第二十二条 开发本市旅游资源，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开发、严格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
第二十三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规划等有关管理部门，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首都城市性质和布局原则，编制本市旅游业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市旅游业发展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旅游业发展规划，征得市旅游、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有关部门对饭店、旅游区(点)、大型游乐场等旅游建设项目进行审批时，应当征求市或者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对周边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居民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旅游资源的普查和评估，建立旅游资源档案，指导重点旅游区域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
第二十六条 开发建设旅游项目应当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划，进行充分论证，避免盲目建设；不得兴建有害旅游者身心健康的旅游项目。
利用森林、水域、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和历史名胜等资源开发建设旅游项目，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破坏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章 旅游管理
第二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旅游经营者有权拒绝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和摊派；有权拒绝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德或者旅游合同约定内容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应当取得许可。
第二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旅游经营者应当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旅游经营者采取保密措施的营销计划、销售渠道、客户名单等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非法方式获取、使用或者披露。
第三十一条 旅游从业人员应当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进修；国家规定必须具有岗位资格或者职业资格的，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第三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对应当由价格管理部门确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自行设置和更改。
第三十三条 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取得服务质量等级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应的标准提供服务。
未取得服务质量等级的旅游经营者，不得使用服务质量等级标志和称谓进行广告宣传或者经营活动。
第三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
(二)不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本市规定的标准提供服务；
(三)对服务范围、内容、标准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四)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
(五)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恶意串通，采取欺骗、误导的手段招徕旅游者；
(六)出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
(七)其他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与旅游者订立合同，明确约定行程安排、服务项目、价格标准、违约责任等事项。安排旅游者购物的，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购物场所、购物次数和停留时间。
订立旅游合同，可以参照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旅行社及其导游员或者领队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未征得旅游者同意，不得违反合同约定改变行程安排，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加收服务费用。
旅行社及其导游员或者领队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额外付费项目。
第三十六条 旅行社将已经订立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行社出团的，应当征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旅游者不同意的，旅行社应当全部返还旅游者预付的旅游费用；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旅行社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旅行社与其他旅游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不得账外暗中给予或者收受回扣。
第三十八条 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安排旅游者在指定购物场所购买商品，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退换；旅行社和指定购物场所的经营者有串通、欺骗行为，或者对商品质量作出承诺、保证，但商品不符合其承诺、保证的质量要求，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旅游者有权要求旅行社赔偿；旅行社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经营者追偿。
第三十九条 导游员或者领队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执业证书。
导游员或者领队从事导游、领队活动，应当由旅行社委派，并佩带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导游员或者领队在导游、领队活动中，应当举止文明、语言规范，服务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第四十条 导游员和旅游团队的其他服务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误导旅游者消费；
(二)强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
(三)向旅游经营者索要或者收受回扣；
(四)向旅游者索要小费或者其他财物；
(五)殴打、谩骂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旅游者；
(六)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为旅游散客提供专线公共客运服务的经营者，其车辆及行驶线路、经停站点，应当符合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
为旅游散客提供交通、游览、餐饮等综合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其导游员应当持有导游证，所使用的客运车辆应当取得旅游营运资质；并应当向旅游者公示旅游价格、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第四十二条 在旧城内，对利用胡同资源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的，实行特许经营。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三条 饭店、旅店等旅游住宿单位应当遵守本条例和有关旅馆业管理的规定，为旅游者提供安全、卫生和质价相符的服务。
第四十四条 旅游区(点)应当根据接待的需要，按照规定标准，建设停车场、免费公共厕所以及符合环境卫生、通讯、安全保障、无障碍等要求的配套服务设施。
旅游区(点)的配套服务设施，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得影响景区景容。
第四十五条 旅游区内设有收费旅游点或者旅游项目的，应当分别设置单一门票，不得强行向旅游者兜售联票、套票。
第四十六条 在旅游区(点)内或者周围，不得擅自摆摊、圈地、占点，妨碍旅游者观光、摄影；不得纠缠、诱骗或者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接受有偿服务。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旅游区(点)的环境整洁和美观，维护旅游秩序，爱护旅游设施。
旅游区(点)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加强环境卫生的日常清洁和维护，设置必要的清扫人员，创造文明、整洁的旅游环境。
第五章 旅游安全
第四十八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拟订本市旅游业有关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具有行业特点的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在职责权限范围内督促、检查旅游业重点单位落实有关旅游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组织制订旅游安全应急预案，消除事故隐患，依法查处违反旅游安全规定的行为；对相关安全事故及时处理、及时报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旅游安全工作。
第四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设置内部安全管理机构或者专门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和设施，切实保障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向旅游、公安等有关管理部门和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报告。
第五十条 经营涉及人身安全的特种旅游项目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项目，其设备、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并定期检测。
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证安全运转，对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组织消除。
第五十一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导游员在引导旅游者旅行、游览过程中，应当就可能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按照旅行社的要求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第五十二条 旅游区(点)应当根据接待需要，设置地域界限标志、服务设施和游览导向标志等；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区域或者项目，应当设立明显的提示或者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五十三条 旅游区(点)应当根据旅游安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以及服务质量等要求，确定旅游接待承载能力，实行游客流量控制。
旅游区(点)达到或者接近游客流量控制标准时，旅游区(点)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进行疏导，并采取分时进入或者限制进入等措施。
第五十四条 旅游者应当自觉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倡旅游者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五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和旅游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执法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主动出示有效执法检查证件，依照法定程序，文明执法。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旅游经营活动。
第五十六条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旅游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向旅游、工商行政等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申诉或者投诉；
(三)有仲裁协议的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七条 市和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并公布旅游投诉电话，接受旅游者的投诉。
第五十八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4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对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依法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
第五十九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旅游经营者违反有关旅游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将旅游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信息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
六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种类、处罚幅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四)、(五)、(七)项的规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管理部门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给予或者收受回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吊销导游员或者领队的执业证书。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国家规定的执业证书进行导游或者领队活动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导游人员或者领队进行导游或者领队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或者领队证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下罚款。(2010年12月23日删除)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旅行社委派从事导游或者领队活动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导游证或者领队证并予以公告。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一)、(二)、(四)、(五)、(六)项的规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旅行社使用未取得旅游营运资质的车辆为旅游散客提供综合服务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具有旅游营运资质的车辆为未取得旅游经营许可的经营者提供散客客运服务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停业整顿3至7天；对责任者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在其营运资格证件上作违章记录，暂扣其营运资格证件1至3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营运资格证。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关于旅游安全管理的规定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旅游业管理和行政执法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摘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虽然规制了我国律师辩护业务，但是也给律师辩护业务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弊端，在暂时不能取消有又不能修改的情况下，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减少其弊端的唯一选择。本文对第306条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进行了学理解释，提出应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
【关键词】引诱 解释 伪证罪 司法公正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确认其罪名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触犯该罪名并受到刑事处罚的，几乎都是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律师界，一般将此罪简称为律师伪证罪，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伪证罪。律师界将该罪比喻为是悬在律师头上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律师刑事案件辩护率的不断下降。据统计，2000年北京有律师5459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仅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的2000年的0.78件。北京市全年刑事案件近5万件，比较一下，律师辩护率不足10%。由于北京地区实际上是全国执法、司法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其他地区情况更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一说②。
对于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律师界一直在抗争，呼吁取消这一条犯罪。在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以山西代表团代表张燕律师领衔的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正式提出了“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议案③。笔者认为该建议及建议的理由是可取的，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全国人大所采纳，第306条还要继续施行。因此，要消除以至减少该条的负面作用，对该条加以正确理解则是当下的唯一的选择，因而显得极为重要。本文试对该条在客观方面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加以解释，以期取得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共识。
一、 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引诱”的解释
对于什么是“引诱”？刑法理论界的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诱使证人改变过去按照客观事实提供的证言，或者使证人为案件做虚假证明④；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及专家也是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或者其他利益诱使，”⑤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认为律师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属于引诱行为而给律师定罪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写的《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3期刊载的刘某妨害作证案，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1998年7月上旬，被告人刘某在受委托担任李某受贿一案的辩护人期间，在李某亲属陪同下，分别找证人田某、钱某、刘某、徐某、邓某、蒋某调查时，引诱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并将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在滨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某受贿案件的当庭出示，提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致使法院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滨海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在担任李某受贿案的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期间，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的手段，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原有的不利于李某的证言，致使法庭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其行为已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某不服，以无罪为由，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在这一案件审理中，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引诱”一词。辩方认为，引诱要以利益为诱惑，要有诱饵，引导性的但并未用利益为诱饵的发问，不属于引诱。而控方则认为引诱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金钱、物质利益的其他手段⑥。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中，虽然仍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使证人不按照事实的真相提供证言，但又认为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依法惩处是正确的。在关于裁判理由的说明中，没有就如何理解引诱这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展开评论，而只是论述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是否以发生危害后果（导致法院宣告无罪）作为构成要件问题⑦。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件对引诱的理解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耀喜在担任盗窃案犯陈林鸿的辩护人参与该案一审诉讼期间，为了使陈林鸿的盗窃数额从巨大降为较大，减轻其罪责，利用诱导性的设问方式，诱使证人李洪涛作了违背事实的伪证，其行为已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告人不服，上诉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改判被告人张耀喜无罪，但并不是因为被告人在客观上设有引诱行为，而是认为不能充分地证明上诉人具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在法官评述中，省高院的法官明确提出：引诱，指引导劝诱，不仅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比如劝导证人⑧。由此看来，基层司法实务界人士对“引诱”的理解是：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的行为，只要辩护人对证人进行劝诱引导，即构成本罪所称的引诱。如此理解，这对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来说，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总可以找到你律师在向证人取证过程中的劝导、引导及诱导之类的片言只语，这正是律师对刑事诉讼视为禁区而不敢涉足的主要原因。
二、 如何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要把握这么两个原则：第一，这里的“引诱”，不是一般的引诱，是达到一定严重危害程度即犯罪程度的行为，要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来理解引诱；第二，不但结合整个条文，还要与相类似的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即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247条暴力取证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的相互比较中来理解和认定“引诱”行为。
刑法设立第306条、率305条、第307条以及第247条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证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严重影响证人的自由意志进而影响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予以定罪，以此来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和司法公正。例如，第307条就规定了“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采用暴力、威胁及贿买等方法一般可以达到影响证人作证的结果。这里，所以没有使用“引诱”一词，是因引诱行为一般达不到影响证人作证的严重程度。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外的人，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掌握案件情况多且又身处其中，他们的办法及影响力可能多一些、大一些，因而有必要使用“引诱”一词。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本罪的主体也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要比刑事诉讼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更了解情况、影响力也更大，并且也同样身处其中，办法也不比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少，也同样没有使用“引诱”一词。非但没有使用“引诱”一词，而且对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取消了威胁和贿买，只规定在客观方面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时才构成犯罪。法律虽然严禁司法人员采用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但刑法并没有以司法工作人员以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样是在承办刑事案件中，为什么律师（充当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时）的引诱取证行为就构成犯罪呢？因此，笔者认为，取消“引诱”行为的建议是合理的。暂时不能取消，也完全有理由对引诱进行限制性的解释，将其解释为一般是指以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进行诱惑，但律师以误工费、交通费名义给证人以少许金钱，以弥补证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支出的，也不应当认定为是引诱。对于个别律师与证人之间有特殊关系，如亲属、朋友关系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如律师是证人所在单位的法律顾问，律师又三番五次劝导证人按律师的意思而不按客观事实提供证言的，也可以认定为引诱。总之，只有行为人的引导、劝导等行为足以使证人改变已经做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才是犯罪行为的引诱。而不应当包括诱导性发问及一般的劝导，因为诱导性发问或称引导性发问是律师工作的常用的一种技术方法，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将引导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言是一种过分要求。引诱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定义，因此很容易被任意解释，而导致出入人罪⑨。实践的结果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第306条的规定，本条规定的犯罪是故意犯罪，它要求行为人已明确认识到本案被告人是有罪的，即从现有证据来看，指控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行为人通过引诱的方法使证人改变已经提供的证言或者引诱证人作伪证言，以此达到使被告人无罪或由重罪变为轻罪。再结合第305条妨害作证罪规定，这里要求所改变的证言，或者所作的伪证一定是涉及到足以影响有罪变为无罪，或者重罪变为轻罪的证据，而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司法机关采集了一些证据，证人也作了被告人有罪的证言，但被告人并不承认，或者虽承认了，但在辩护律师会见时又翻供，认为是屈打成招或违心承认的，希望律师进一步找证人调查核实。律师在调查核实时，虽然对证人有诱导行为，但这是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重事实不清楚即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为探究案件真相采用的引诱行为，而不是要证人改变真实的证言或作伪证，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或者虽然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但并不影响罪行成立或不能降低量刑档次，这种行为虽然应当予以否定、谴责，但这还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是犯罪。因刑法是用来惩治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能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用刑法的方法来处理，刑法来处理的只能是少数不得不由刑法加以规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对杀人行为也是这样。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行为都有按照刑法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⑩。应当承认，律师在进行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向证人取证过程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轻或重总会发生一些引导或称引诱证人的情形。其中有的是律师工作方式所决定的；也有一些是不当的，应当加以改进或受到批评、谴责的，即使是应受到批评、谴责的那些引导或引诱行为，一般也无须动用刑罚的方法予以解决。侦查人员在向证人取证时采用引诱方法的也并不鲜见，理论及实践上都没有人提出必须用刑法加以解决。用刑法来加以解决的只能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用其他法律手段又解决不了的。因此，对律师的引诱行为动用刑法，我们应当慎之又慎，不然伤害的不仅是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而是整个律师队伍以及我国司法制度及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①参见：徐秋兰 钱列阳：中国律师执业难，《中国律师》第2002年第5期。
②参见：胡盈盈 端木正阳：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2年第3期。
③参见：张普定 简论刑事侦察阶段辩护制度的完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31页—34页。议案认为，没有必要把律师列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刑法》第307条已经涵盖了伪证罪的一般主体，伪证罪中人为地把律师列为特殊主体，那其他法律中一般主体是否还包括律师，按照306条、第307条的逻辑，犯罪主体中没有列出律师的其他条款，是否对律师没有约束力？这种推理看起来很荒唐，但《刑法》第306条就是这种不规范的荒唐产物。因306条的存在，就使得法律内容产生了巨大的歧义。
④参见：向朝阳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93页。
⑤参见：胡康生 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周道弯 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⑥参见：陈颖春：《青年律师，作茧自缚》，载《律师世界》1999年第1期。
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事审判参考》第2卷（2000年度精编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7页。
⑧参见：王幼章：《刑事判案评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⑨参见：王丽 林维：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载于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版，第76—78页。
⑩参见：高铭喧 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595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