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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


国家版权局关于贯彻实施《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一九九九年四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已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起实行。为保证《规定》的顺利实施，现就《规定》中的若干问题说明如下：
一、《规定》是依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规定制定的，体现了国家在现阶段条件下平衡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利益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导向：
1、一般情况下，《规定》确定的付酬标准是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约定著作权使用费的依据；
2、报刊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规定》的付酬标准是强制性的；
3、不签订合同或合同没有具体约定付酬标准的，则必须执行《规定》的付酬标准；
4、通过行政手段大量印刷发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规划教材、学习用书等，不适用版税付酬方式，且印数稿酬只能按照第八条的规定计算；
5、除上述2、4两种情况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低于或高于《规定》的付酬标准的，《规定》不予禁止。
二、《规定》只适用于图书、报纸、期刊等以纸介质为载体，经合法授权出版的文字作品。电子出版物、网上使用作品等情况下使用作品，不适用《规定》。有关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作品的付酬标准，国家版权局将另行制定。
三、《规定》所指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是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审定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校所使用的正规教材。“规划教材”是指已经列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材编写、出版规划目录的教材。“学习或考试指定用书”，是指中央及省一级党政机关指定的思想政治及业务学习用书，或全国统一考试指定用书。
四、出版社将其出版的作品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许可他人在境外出版，不适用《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第十五条规定的违约金，仅指出版者作为违约方，在合同未对违约金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应向著作权人支付的违约金。根据新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著作权人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
六、报刊社通过发公告或声明的方式向外界公布其付酬标准的，如著作权人向其投稿，该报刊社采用的，视为已完成第十七条所指的“约定”，付酬标准遵从其公告或声明中明示的标准；报刊社在其公告或声明中未明示付酬标准的，或在没有声明的情况下，应按照《规定》的付酬标准。公告或声明应为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在本报刊显著位置刊登。
七、报刊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转载报酬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或该中心委托的地方代办机构代为收转。
八、《规定》生效以后使用作品的，适用《规定》；《规定》生效以前签定的出版合同，现在仍在合同有效期的，按照双方签定的合同履行。
各地版权局应认真贯彻实施《规定》，并根据本说明作好宣传、解释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国家版权局。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这次修改刑诉法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进步，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其与沉默权的关系——尚存在分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一规定并非确立沉默权制度，换言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没有沉默权。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把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当成了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标准，而这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米兰达规则对于沉默权制度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句简单明了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借助于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面对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的文明化来说，米兰达规则功不可没。但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并不是由米兰达规则确立的。

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据此，“自愿性”就是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由此可见，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建立于1791年。1966年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判例确立的“告知规则”不是在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刑事司法学家弗雷德·英博教授所指出的，以沃伦大法官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确立这一规则，“完全不是基于保护无罪人的考虑”，而是“寻求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他们认为，“富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从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权；反之，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则不知道这种特权。因此，一切被羁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人，必须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判例来解释美国宪法并保障宪法规定的正确实施，但不能给宪法增加权利性规定，否则就会构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因此，美国人的沉默权不是米兰达规则赋予的，而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警察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是在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是在提醒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权。由此可见，认为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是由米兰达规则所确立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兰达规则的历史作用在于把过去那种默示的沉默权制度转化为明示的沉默权制度。

所谓“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没有明确使用沉默权的字样，但是从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反对强迫性自证其罪”的规定。所谓“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使用了沉默权的字眼，而且要求司法和执法人员必须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权，如美国的米兰达告知规则。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种制度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与明示的沉默权制度也是各有利弊的。毫无疑问，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和提高审讯的文明程度，但是它也会限制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并且有可能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逃避惩罚的机会。作为讯问对象的嫌疑人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辜者，一种是犯罪人。从讯问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有罪（这里所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罪”，而是事实意义上的“有罪”）的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经常处于一种“供还是不供”的心理矛盾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审讯也是侦查人员和这种有罪嫌疑人的智慧力与意志力的角斗。如果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在开始审讯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那么一些有罪的嫌疑人就会顺势选择沉默，或者在侦查人员问到令他难以回答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时主张沉默权，以便从容地构筑心理防线。实践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坚强的有罪嫌疑人来说，初次讯问往往是其心理防线容易崩溃的时间。如果侦查人员在此时必须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时机，因为对于犯罪侦查和审判来说，损失的不只是口供，还有潜在的物证和书证以及取证的时机。相比而言，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像明示的沉默权制度那样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是否强迫自证其罪的标准在实践中也较难把握，但是它较好地兼顾了打击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效率。

综上，以米兰达规则为代表的美国式沉默权制度既不是沉默权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中国应该努力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价值冲突中选取适当定位。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认为选择默示的沉默权制度是比较合适的，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就是这种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依据。无论立法者是否自觉，把“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进刑事诉讼法，就标志着中国法律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这彰显了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另一方面，这明确了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权保持沉默。虽然我赞成把“如实回答”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中删除的主张，但是既然立法者选择了保留，那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法律中的规定不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人们不能解释说，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所有提问。前面的含义是可以保持沉默，后面的含义是不许保持沉默，这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规定的合理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中国已然在法律上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但要使之从应然的制度转化为实然的制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性规定中，应该明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其次，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与沉默权有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必须排除，而这就可能要借助司法判例，譬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最后，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强化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办案原则。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式沉默权制度名副其实，那是必须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