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
基层基础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根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为适应新形势需要，现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近年来，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有了长足发展，队伍执法水平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有了较大改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与表象问题、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特别是涉及民生各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更加复杂，高发、多发态势将更加严峻。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推进社会管理，难点在基层；确保公正廉洁执法，关键在基层。处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前沿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面临的考验将更加严峻，遇到的问题将更加复杂，承担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1、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有效保障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必然要求。基层人民法院是基层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顺利推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基层来落实。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提升人民法院整体工作水平的重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只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才能保证人民法院充分履行职能，切实促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
3、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待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90%左右的案件在基层。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直接、联系最为紧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就是要从群众希望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不断提升基层审判工作水平和公信力。
4、基层基础建设的目标任务。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审判工作为中心、队伍建设为根本、物质装备为保障”，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使基层执法办案水平明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明显增强，法院和法官形象明显改观，物质保障工作明显进步，科技支撑力度明显加大，制度机制活力明显提升，切实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基层基础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自力更生与社会协同、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接受监督。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观念，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
二、立足新形势变化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基层基础建设，审判工作是中心。要立足新形势变化，务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只有“将矛盾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才能建立起“基层稳、天下安”的和谐社会。
6、进一步提高民生审判质量。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及房贷等政策变化对民生的影响，依法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注重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着力解决群体性矛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认真研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有效化解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产品买卖、农村土地承包等纠纷，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审慎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案件，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7、进一步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完善功能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努力把立案信访窗口建成“为民之窗、文明之窗、和谐之窗、公信之窗”。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当事人立案不便困难。更加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制度功能，做好小额案件速裁机制试点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让人民群众行使诉权更加便捷，实现权益更加及时，感受司法公正高效更加真切。
8、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优势。注重吸收不同行业、性别、年龄、专业人员，确保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加强日常管理，健全人民陪审员各项工作程序及考评激励等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取”工作机制，更好实现司法民主。加强岗前及履职培训，着力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熟悉群众、代表群众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引导当事人尊重和自觉履行生效裁判，不断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
9、进一步规范人民法庭设置。按照“三个面向”和“两便”要求，坚持科学、务实、效能原则，结合东中西部地区审判工作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好人民法庭恢复、新建和调整工作。在所辖乡镇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及原有法庭服务半径过大、区域内经济活动较频繁、受理案件较多的地区，新建或恢复设立人民法庭。对辖区交通便利或者受理案件量较少等设置必要性不高的人民法庭，应及时予以调整。
10、进一步扩大巡回审判效应。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切实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努力追求巡回审判的高质量和高效率。采取多种形式，依托巡回审判开展延伸服务，推动巡回审判向纵深发展，拓展审判工作的辐射效应，努力提供快捷、亲民和全方位的司法服务。
11、进一步创新审判管理。坚持服务审判理念，确立有利于审判工作良性发展的管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和激发审判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审判规律，科学设计考核指标，注意对案件的类型化、差别化管理, 正确评估统计数据与审判业绩的关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部门职责分工。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要设立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也可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审判管理职能。
12、进一步拓展对下监督指导。将做好、做实对基层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作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完善问题的发现、反馈、分析和解决机制；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机制。着力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综合利用适用法律疑难问题请示、审级监督、发改案件通报分析以及典型案例指导等制度，拓宽监督指导途径，不断增强监督指导的针对性、时效性、规范性和权威性。下大气力解决个案指导多、类型案件总结少，事后监督多、事前指导少等问题。
13、进一步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准确理解和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基本精神，正确处理调判关系，充分发挥调判组合优势。准确把握运用调判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或者按照矛盾冲突特点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要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依法不能调解、根据案情不宜调解或者以判决方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应当选择判决方式。不能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或者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以拖促调，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以自动履行率为重要标准，完善真实反映调解工作效果的考评机制，更好发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的功能。
14、进一步推进“大调解”工作机制。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推广诉调对接中心建设，做好诉前调解工作。按照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训系统指导、巡回办案实时指导、庭审旁听观摩指导、典型案例重点指导等多种形式，促进人民调解化解纠纷能力提高。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更大发展。把握好人民法院在“大调解”格局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保障、推动作用，既要保持司法活动独立性和终局性，也要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职责定位明确、程序衔接畅通的社会矛盾化解合力。
三、围绕新形势要求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基层基础建设，队伍建设是根本。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基层队伍，是实现基层基础建设目标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5、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党建工作，认真整顿组织不健全及软弱涣散等问题，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强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注重培养、树立、宣传基层优秀党员典型事迹，激发广大基层干警工作热情和干劲。完善党员管理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加大违法违纪党员处罚惩戒力度，增强警示教育震撼力和实效性。
16、进一步抓好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干部协管职责，严把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任职考察关。通过专题培训、司法巡查、届中考察以及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加大对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力度。探索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调整、交流、使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健全、完善后备干部调整、培养和使用等制度，为基层干部成长创造条件，提供有效组织人事制度保障。
17、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全面传承、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把增强群众观念和感情、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于基层队伍建设始终。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最大限度避免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等现象发生。不断拓宽联系渠道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开展人民满意法院、法官创建活动。严格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的规定，以规范文明司法为核心，完善符合基层实际的行为准则规范体系。
18、进一步促进司法廉洁。结合基层实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继续开展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反面典型警示教育，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新路子，督促广大干警廉洁自律。认真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严禁”规定，健全网络举报受理、违纪线索核查、重大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完善对查办案件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行廉政监察员制度，健全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配齐、配强纪检监察人员，构建符合基层审判工作规律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19、进一步增强司法能力。全面贯彻落实“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构建多形式、全覆盖的基层队伍全员培训体系和网络。紧扣基层实践需求，不断创新培训内容与形式，把会做、善做群众工作，掌握化解矛盾纠纷的本领，以及突发紧急事件处置、舆情掌控及应对等纳入基层法官和法院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必修内容。抓好基层法官轮训工作，建立人民法庭庭长定期轮训制度。组织、倡导、鼓励资深优秀法官开展审判专题巡回讲座、司法经验交流等活动。健全东西部地区人才对口支援机制，注重培养、锻炼基层一线青年法官，完善新进人员到基层一线岗位锻炼制度。
20、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建立并实施法官职务序列及其配套政策，适当提高基层法官职数比例。适当提高基层办案人员岗位津贴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法官（法警）特别补助金、慰问金工作程序与效率。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审判工作特点的法官工资、退休和其他津补贴制度。关心基层干警生活，着力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带薪休假、定期身心检查等制度，倡导健康生活情趣，培养理性心态，增强“抗压”能力。
21、进一步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和法官短缺问题。完善省级统一招录政策，坚持开展选调生工作，努力拓宽法官来源范围渠道。规范、加强编制管理、使用和督查，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办案人员分编倾斜政策和原则，推动建立适应审判工作发展要求的编制增补机制。加大中央关于解决提前离岗离职政策的执行、督查力度，优化队伍结构，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并杜绝审判资源浪费。积极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改进司法考试办法、完善司法考试政策。扩大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试点范围，直接、快速、有效解决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短缺问题。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旨在吸引本地人才的招录政策，引导、鼓励、支持熟悉民族语言、适应当地环境的优秀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人才充实法官队伍。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
22、进一步实施基层人才聚集发展战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基层工作方针和人才工作规划，制定并实施基层聚才工程规划，出台基层聚才倾斜政策，完善基层聚才保障机制。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形成优秀人才向基层聚集，优秀干部从基层产生、成长和锻炼的人才工作新格局。逐步建立并完善法官择优遴选制度和有利于基层干警成长的选拔机制，努力拓展基层干警职业发展空间。到2012年，省级以上人民法院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中考录。有效解决“不愿去、出不来、留不住”问题，把人民法庭作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
四、适应新形势发展大力提升物质装备保障水平
基层基础建设，物质装备是保障。大力推进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相互关系，增强上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业务装备配备、信息化建设和司法鉴定等方面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服务审判职能作用。
23、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按照财政部《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各项要求，深化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在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增强地方保障能力和水平，使基层真正享受到改革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积极协调中央财政和国家发改委对法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省级财政和发展改革部门的沟通协商，争取省级配套资金足额到位，积极主动参与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配合省财政部门建立基层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基层人民法院努力做好与本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切实落实地方经费保障责任，抓好人民陪审员、聘用人员等经费预算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保证各项经费开支。上级人民法院应会同财政部门加大对基层经费保障情况和经费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避免抵顶经费、减少本级投入等问题发生。
24、进一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以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为指导，依据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审判法庭、人民法庭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做好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协调地方政府按照政策要求划拨建设用地，落实配套条件和资金，减免相关规费。尽快完成立案信访窗口和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建设，以及立案信访窗口和人民法庭统一标识工作。有建设任务的法院要切实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和建设成本控制，避免形成新的债务。积极推动中央、省级和本级三级政府分项目、分年度、分比例负担方式化解基本建设历史债务。
25、进一步提升业务装备配备水平。认真执行《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试行）》，着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建设。高级人民法院应会同省级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国家标准为基本要求，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实施标准，并根据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和法院工作重点，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科学规划，加快装备更新，尽快实现审判法庭专业设备、审判文书印刷设备、法警单警装备、档案存储设备以及业务交通工具标准化配置。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安全设施建设，尽快按标准和需求配备安全保卫装备。
26、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要求，以“天平工程”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科技法庭”等硬件设施建设同时，重点建设覆盖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局域网络，全面应用司法审判信息管理系统，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将案件诉讼材料同步数字化录入，形成完整的电子档案，推进信息化在流程管理、质量评估、绩效考核、远程审判等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推广远程立案申诉、电子签章、公众信息查询、公众网站等司法便民措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努力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
27、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职能作用。充分认识司法鉴定管理工作重要性，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规定，规范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鉴定工作，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工作。加强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人员业务能力。
各级人民法院务必站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刻理解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及时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规划和落实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注意认真分析研究成因与对策，必要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在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
龙城飞将
近来，无意之间又与雅典学园网友法盲人讨论起了许霆案。本来，炒冷饭是没人喜欢做的，但我们还是一来一往地论了起来。他在博上发表《也谈许霆案——兼为一审平反》、《再答龙城飞将兄〈朝花夕拾许霆案〉》，我写了《朝花夕拾许霆案》、《关于许霆案再答法盲人》作答。
关于许霆案，去年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对一些刑法学大师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当然，大师们不会对我进行任何回复，也许他们是不愿屈尊与我这小人物理论。站在大师一边与我理论的倒是有几位，可惜都是连注册网名也不使用，只用匿名网友身份的网友与我PK。但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又自称是刑法学研究生，可能又从哪里搜索而知我不是刑法学专业毕业，就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应对我：“你不懂法律！”但并没有实质性的道理讲出来。
法盲人则不同。法盲人是与我在网上论许霆案较认真的一位。他也是刑法学研究生，他是逐条地与我论辩。这觉得这是种认真的、科学的态度。
接着，Protagoras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在我的博上留言，表达他的一些观点。现在综合他的观点，写出下面的文字作答：
一、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
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
在法律规定明确的情况下，人们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事自己的各项活动。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规定不清晰，实践当中人们不清楚其明确的指引的时候，法律才需要解释。
法律本来的含义就包括确定性、明确性，告诉人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但在出现一些事件需要与法律进行对照时发现法律不够细致、不够明确时，实践才提出解释法律的需要。
二、 刑事司法问题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是我们这种大陆制定法体系的根本要求。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任何参与人，包括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等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刑事诉讼法并不是专门为犯罪嫌疑人制定的，而是为使全体参与人制定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能自己创造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的规定。法官也不能任意地确认某具事实，他只能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逐步地确认事实。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考量的阶段，可能存在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的理论来源于欧洲，它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认为，在刑事案件中，在目前司法机构侦、检、审三方分离的情况下，公安、检察和法院各自的职能并不相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并不同于一个官员集警官、检察官和法官于一身的古代，而是法官单独司其审理功能条件下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法官面对检察院送来的起诉材料进行审理，再结合法庭调查、对被告人的询问等了解案件，只有当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交集还原案件的场景和事实，法官才能内心确信当时的事实是怎样的。
换句话说，自由心证是要控辩双方共同还原的案件事实使法官内心确信，而不是法官以警官身份进行侦查的结果。
在事实查明的基础上，他只能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对照相应的法律规定，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了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应当受多重的刑罚。按照卡多佐的说法，此时法官如同一个工匠，他输入事实与法律作为原料，输出符合事实与法律判决。遵从了这些规定的判决，就是实现了法律内的公正。
刑事案件的审理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查明事实，第二是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定罪量刑，或者将犯罪嫌疑人存疑释放。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应当存在第二阶段。在事实确定、适用法律确定的情况下，决定量刑幅度时，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是否累犯等应当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刑罚的轻与重。
以许霆案件为例，在第一阶段，事实已经查明。无论是谁都确信许霆从自动柜员机中取出了超出自己银行存款17万余元这一事实。争议在于第二阶段，如何适用法律。依照法律规定，争议就不会大，有不同意见可以拿法律给他解释。争议就是来自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却强行定了盗窃罪。
可以说，自由心证存在于查明事实阶段，自由裁量权存在于适用法律阶段。遗憾的是，有些不屑与法学社会青年理论的著名法学家 却是法理与法律分不清、查明事实阶段与适用法律阶段分不清、中国法律与外国法律分不清、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分不清，所以才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反响。
三、 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如何处理？
以许霆和梁丽为例，法无明文规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犯罪。从道德上讲，他们做得确定不很好。但从法律上，判处他们刑罚却是于法无据。实际上，围绕他们的定罪与量刑的所有争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想给他们定罪的人找不到法律依据，想坚持他们从严格的刑法规定的角度应作无罪处理的人又拗不过有罪派。
在这里，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争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主张有罪的人不敢对他们作无罪处理，虽然给他们定罪没有依据，不定罪法律却有明文规定。
此时就考量我们的司法人是不遵守法律的规定了。若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守法的司法。若不遵守法律的规定，就是不据法司法。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不据法司法（justice without law）“是一种根据主导的善的感觉的司法，它不受规则的限制” 。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的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一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犯严重的判断失误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却是行不通的” 。
毋庸置疑，我们的法官不可能是庞德所说的“圣贤”，其“自由心证”不可能万无一失，完全正确，所以，他们审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及判决一切都得按规则进行，即按照现行的法律进行。法有明文规定，许霆的行为是犯罪，就判他有罪。法无明文规定有罪，就判无罪。其实，这也是法官最符合效率的方法。至于量刑的轻重，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只有找准了合适的罪名，才谈得上量刑轻重的问题。
所以，出现法无明文规定，而人们又觉得是犯罪的行为，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处理。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做，刑法和刑诉法均有明确的规定。我已经多次重复引用，这里不再重复引用。
如果人们认为法律的规定落后于形势，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提出立法建议，请求立法，或请求权力部门进行法律的解释。任何个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和法学专家都无权进行法律的解释。如果他们解释了法律，并且司法实践仿照他们的解释进行了相应的司法处理，就是违背了法律的根本的规定。
四、 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
先说刑事法律的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 。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
再看对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可见，刑事法律的解释权不属于法官。
哪些人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呢？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
法律解释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第一步，拟定法律解释草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