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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杨红远，河南大学哲管院中共党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475004）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文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会议的主要意义几个方面着手，简要阐述和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一问题。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 伟大转折
2008年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体育健儿取得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自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国人为之振奋。中国人民的爱国心、自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极大的增强。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但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成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推本溯源，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正是始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2008年又恰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在这一特殊时刻，我们重新回顾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极其重要的会议，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了。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1976年10月，中国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然而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究其主要原因，从客观上讲，要在短期内消除十年的“文革”所造成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确实困难。在主观上讲则是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并在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认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①再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大肆宣传“你办事，我放心”和“要宣传华国锋同志”的毛泽东语录。
在经济工作方面，在华国峰主导下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洋冒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由华国锋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可能的。
“两个凡是”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②邓小平的上述谈话是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开端，也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1978年5月1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下，《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从而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对此予以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从“左”倾错误中转到正确轨道上，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提出的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主张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如彭德怀、薄一波等）平反。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邓小平的评价是:“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③有的学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合在一起，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为发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历时14天。
（2）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组讨论为深入阶段，主要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时间为18天。
（3）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三中全会闭幕会通过全会公报，共7天，为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这种观点非常明确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突破了华国锋原计划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全会认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并且为克服“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为中国按正确方向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全会郑重指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二）恢复并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及时、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会议认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有利于它的提高。从根本上破除了不顾生产力发展要求，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左”倾观点。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④会议决定撤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所做出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人民的贡献。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会决定永远废除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上述这些决定，实际上是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否定，从而促使党的政治路线能够更好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 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这方面的决定对于克服“文革”对党组织的破坏，克服两年徘徊期间仍然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有重要意义。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并选举产生了中共纪律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陈再到、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予以追认。在全会结束后三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立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且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⑤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⑥ 这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提供了最有力的组织保障。上述一系列决定，标志着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重新确定。
（四）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全会强调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国家各级机构的建设，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五）全会指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
全会要求在几年内逐步地改变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状况，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洋冒进”的错误，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对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加以肯定。会议还提出了对外开放和重视科学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四化建设所必须的科学教育工作。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陈云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说道:“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⑦对这两次会议给予充分肯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划时期的座标。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座标，是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并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重新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它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和国家工作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困难局面，在领导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自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所出现的新问题，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呈现出很好的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新篇章，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目前有这样一种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即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的分界点，说1840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并列构成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实质上它无视和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是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改变成另外一种社会，更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种观点只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和对三中全会实际上的贬低。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面的140-141页。
【4】三中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
【7】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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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反对刑讯

毛立新

近来，随着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大白于天下，刑讯逼供——这一制造冤案的元凶，再次受到人们的广泛声讨。

如果这时我来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反对刑讯？大家一定觉得不可思议。难到这还是个问题吗？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刑讯逼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是一种野蛮的、不文明的办案方法，它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为广大群众所痛恨。所以，要坚决反对刑讯逼供！

看起来，道理确实十分浅明，理由也不算不充分。但大家想过没有：既然道理如此明白，为什么刑讯逼供至今屡禁不止，甚至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破案法宝呢？

对此，专家学者们又有种种剖析，如执法机关破案压力太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完善，缺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执法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等等。由此，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

看起来，病因已指明，药方已开出，似乎问题不难解决了。但笔者对此毫不乐观。因为，在许多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中间，上述反对刑讯的理由并没有说服他们。比如，你说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会说：实际上，刑讯逼供并不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只要办案人员注意一下刑讯的方式，避免用刑过度和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破案、又不出问题；你说犯罪嫌疑人并非一定是坏蛋，应按“无罪推定”将其视为好人，并保护其诉讼权利，他会说：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最后是判了刑的，因而应当说被抓的绝大多数是坏人，被冤枉的只是极少数人，总不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影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吧。

这种论调不是作者杜撰，而是在一些执法实务部门普遍存在，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有用论、合理论、难免论等。这种调子看似一种“实事求是”之论，但详究起来，实质上十分荒谬和有害。

究其根源，它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不衰的功利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对社会主义集体原则的过分强调，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融会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

它打着“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旗号，主张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权利微不足道，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权利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

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刑讯逼供自然有其有用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是有助于侦查破案的，从而也是有助于实现国家、社会利益的，即便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牺牲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已。

功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它提倡“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主张重实际、重实效、重结果，应当说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但同时也要警惕把功利主义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反对将功利原则从经济领域推向所有社会领域。特别在司法领域，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是第一位的价值追求，功利原则必须置于公正原则之下。

在西方，18世纪英国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早期的功利主义法学思想，他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国家立法、行政和个人道德的指南。他的功利主义思想由于忽视少数人及个人权利的保护，被后来的法学家批评为“可能导向极权主义”。边沁之后的功利主义法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aurt Mill,1806——1873）对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修订，提出以自由人权原则来弥补功利原则的不足，主张在追求社会公益的同时，不能侵犯公民的私人领域和自由权利，并称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功利主义。

看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早在200年前已为西方社会所批判、所摒弃。从历史教训看，由于其完全忽视个人利益和公民权利，这种极端功利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祸害远不止刑讯逼供一种。

应当说，功利主义主张维护集体公益、注重实际和实效，有其相当合理性，因而功利主义不可废。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免受极端功利主义可能造成的祸害，我们必须高高举起人权的大旗。

所谓“人权”，就是人之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不管在什么国家、在什么发展阶段，我们都必须承认人之为人必须享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如生存、财产、自由和尊严等等。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或者已经判刑的罪犯，也理所当然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为了生存，他有吃饭、喝水和休息的权利;他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可以经由法院依法判决而剥夺，但其人身和人格尊严依然不容侵犯，不容他人对其进行羞辱;只要法院没有判处没收财产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他的合法财产和选举权依然要受法律保护等等。

人权原则为我们每个人划定了一块不受公权和其他个人无端干预的神圣领域，因而成为防止功利主义滑向专制和暴政的坚固屏障。

从极端功利主义原则出发，为了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牺牲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在所不惜，也是在所难免。但从保障人权原则出发，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必须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采用取合法的、文明的方式和手段来进行，绝不允许以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方式来提高破案率。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纵容执法部门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一旦公权日渐膨胀，侵犯的绝不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一个权力专横、执法野蛮的社会，所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都将无从保障。

因此，我们反对刑讯，并不仅仅是它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从这个角度反刑讯，我们就会掉进功利主义所谓“权衡利弊”的圈套，就批不倒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有用论、合理论、难免论。

我们之所以彻底反对刑讯，根本的理由在于它侵犯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使犯罪嫌疑人沦为任人宰割、任意处置的刑事司法客体，而不论它是否能为侦查破案发挥多大用处。

而且，反对刑讯、提倡人权，也绝非仅仅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们捍卫的恰恰是人之为人所共有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也许，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彻底反对刑讯；也只有等到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大有希望。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