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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解释

赵 晓 敏

内容提要：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在我国，司法解释历来是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法的重要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现行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抽象性太强，易容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等诸多弊端。因而提出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独家行使司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判例化的改革构想。

关键词：司法解释 判例化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是法律适用者对法律所作的解释。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现在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抽象性太强，易造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本文从司法法解释的重要性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角度，提出改革司法解释的构想。
一、司法解释的内涵
何谓司法解释？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81页，如此表述：“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在具体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所作的解答和说明，或者是对法律规范的定义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的进一步说明。”这是目前法学界的通说观点。笔者认为，这种通说观点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1、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不明。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有否司法解释权。二是由谁赋予其司法解释权。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全国人大赋予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是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而概念未表明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
2、司法解释的对象不明。司法解释的对象并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标准的、明确的行为规范，是衡量人们行为合法与违法的尺度，它由严密的假定、制裁、处理三部分构成，其本身是明确的，毋需进一步说明。尽管多数法律规范仅表达了其中的两个因素，但只要法律适用者能从法典中找出法律规范，其本身必然是明确的。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项禁止性法律规范对禁止内容、触犯后果、负何种法律责任的认定，是明确无误、无需说明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强奸罪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办理强奸案件如何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办案中如何应用此条文中的第二、三款规定，以及怎样认定奸淫幼女罪，都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具体说明。因此，司法解释对象实际上是法律条文，而不是概念表述中的“法律规范”。
3、司法解释的含义不明。司法“解释”已不再是“解释”一词的原意，不能把司法解释简单地归结为对法律条文的说明的“文义解释”，还包括解释者根据立法目的及自己对正义价值的认识，对法条内容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和补充。这部分司法解释满足了法院实现裁判的基本需要，是立法者与法律适用者的有效粘合剂，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司法解释最具活力的内容，是司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概念对这部分解释予以迥避，实质是回避了法律适用的客观要求。
4、司法解释的效力不明。司法解释属有效解释，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它对案件及其案件当事人具有客观实在的拘束力，对于案件以外的人及其行为和事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司法解释的普遍司法效力就是司法强制力，而这种强制力与法律效力并无多大区别。因为法律效力即国家强制力，而国家强制力的最终归宿仍是司法强制力。不承认司法解释的普遍司法效力是对现实状况的否认。而概念未提及司法解释的效力。
综观以上四点简要分析后，结合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可尝试给司法解释的内涵界定为：司法解释是立法机关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过程中和检察过程中适用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和说明。①
二、司法解释的重要性
法律即使再完备，也难以避免“法律漏洞”现象。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立法体系。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健全及一些基本法律的缺乏，特别是由于立法者一直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制订法律，从而使许多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抽象甚至含糊，立法滞后和操作性不强的特点突出，由此给法院适用法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立法机关因立法任务繁重，很难加强立法解释，面对此种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司法的解释工作，并形成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司法解释系统。大量司法解释不仅填补了严重存在的法律漏洞，而且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则依据。司法解释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有了最高法院的各种司法解释，才使得各级法院依法审判成为可能。②
在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体系已初步建立，无法可依的状况也初步结束，重要的立法已逐渐完备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继续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司法解释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内容庞杂，过于抽象以及与立法的界线不明确等问题，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司法解释呢？笔者认为，不仅是在目前，而且在今后立法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仍然具有立法及立法解释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原因在于：
第一，司法解释是保障法院严格执法的手段。法律必须通过解释才得以适用，这是成文法所固有的抽象性和一般适用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即使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争议并预先加以解决的永恒不变的法律。客观事物纷繁复杂，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囊括无遗，相对稳定的法律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往往显得捉衣襟见肘。法官手捧立法者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莫如一而固”的法律，必然注意到立法时对新生事物的滞后性及社会一般观念、论理标准的变迁，在适用法律时，面对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有时显得一筹莫展。尤其是现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处于快速变动之中，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原有法律不可能概括许多新的法律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立法”也不可能完全及时地解决这些大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掌握第一手情况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及时补充、修改和完善法律，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
第二，司法解释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合理限制，也是保障公正裁判的重要内容。立法的疏漏以及规则过于原则和抽象，不仅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而且为法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律控制法官的因素减低意味着各种随机因素对法官的影响加重，判决的公正性难以保障。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普遍不高，执法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法官对规则的适用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无疑更会出现裁判不公的危险。面对此种状况，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司法解释，使法律规则具体、明确，法律漏洞得以弥补，并通过司法解释对各级法院的裁判活动的拘束，从而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障公正裁判，实现法的安全价值。
第三，加强司法解释是法律不断完善的途经。司法解释对法律完善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对法律规则的完善所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透过诉讼活动反映出来，而法律规则只有透过司法活动适用于具体案件才能使其所应具有的价值得以验证，一旦规则与实际需要脱节，立法不可能及时修改，则需要灵活的司法解释弥补法律的缺陷。另一方面，司法解释的运用为法律规则的制订提供了可靠的实证经验。从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中所形成的法律规则，必然是在实际运用中行之有效的。多年来，我国司法解释的运用和发展为立法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国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都大量吸收了司法解释的成果。司法解释也为法律规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合理性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大量的司法解释也是我国立法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
三、改革司法解释的构想
现在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其具有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易造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因此，确有必要改革司法解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独家行使司法解释权，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因法律是各阶级、集团利益的妥协产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集团利益差别，难免各执一词，各行其是，存在互相扯皮现象，从而政出多门，令出多门，造成法律实施的混乱。
第二，存在检察权介入审判权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时对既与检察工作又与审判工作有关问题进行了独家解释。如1986年12月9日《关于破坏电力设备罪几个问题的批复》，1987年8月30日《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1988年3月18日《关于无照施工经营者能否构成重大事故罪主体的批复》，1989年4月3日《关于在押犯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批复》，1990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联防队员能否构成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的批复》等等，这些司法解释既可认为是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可以是审判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类似的司法解释，存在检察权介入审判权问题。
第三，缺乏稳固的解释根基。检察机关享有司法解释权植根于什么？首先，如是基于其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相应的检察权，那么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侦查、拘留、预审等相应职权是否也应赋予其解释法律的专项权力。公安部1984年11月8日专门发文指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今后凡涉及司法解释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文为准，公安机关应参照执行……”，公安部的这一文件，已排除了自身司法解释权。其次，检察机关如是基于法律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是指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自己解释法律，自己监督法律，势必使监督流于形式。
第四，无普遍司法效力。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普遍司法强制力，而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如果具有，岂不要求审判机关依侦查、公诉机关的“司法解释”去裁判案件？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就意味着对案件当事人和社会不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既如此，这种解释有多大存在的必要？
法院独家司法解释有先例可循。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看，大多数国家只赋予法院以司法解释权，公诉机关是无司法解释权的。我国在1981年以前，检察机关也无司法解释权。195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理解法律问题的决议》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可见，法院独家司法解释，还是有先例和依据的。
（二）、司法解释的判例化
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并不是法官个人在裁判中就法律的适用所作的解释，特别是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历来承担着弥补法律规定不足和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的任务。因此，我国的司法解释与国外的司法解释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不是针对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问题而由法官所作的解释，而往往是就某一类法律的适用或某一类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而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解释。它不是通过具体判决而确定的，而是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文件的形式发布的。这是使我国司法解释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③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立法极不健全，已经出台的法律过于原则，从而造成司法中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状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对于解决审判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限制法官自由裁量并保障裁判的公正，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立法体系逐渐建立，尤其是立法逐渐具体且富有针对性，立法解释的功能也会逐渐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此种抽象的司法解释方法解释法律，显然是不适当的。其原因在于：
第一，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方法出现了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现象。如行政诉讼法仅75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115条，将某一条规定细化出数条甚至数十条以后，是否完全符合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及立法的目的，确实使人感到担忧。
第二，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因具有立法的性质，也难免出现越权解释现象。许多有关合同、担保、房地产案件的法律适用所作的抽象性的解释不仅给法院处理案件提供了依据，而且事实上也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了从事交易的行为规范，它们不仅对司法活动而且对社会经济生活都会发生规范约束的效力，在这一点与立法没有实质性区别。所以这些解释不仅仅具有针对个案而产生的效力，实际上具有一般的行为规则的效力，这显然已超出了司法解释权甚至司法权的行使范围。
第三，抽象性的司法解释虽与十分原则的法律规则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但由于其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一定能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以，在某一个解释法律文件刚发布不久，便会有法院提出新的问题要求解释，或者就解释法律的文件本身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④这就表明，抽象性的司法解释不一定完全符合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需要。
为适应立法发展的需要，司法解释的形式应当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当向具体化方面发展，司法解释越具体、越富有针对性，则越能发挥司法解释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当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尽可能针对具体的判例而就法律的适用问题作出解释，从而使司法解释向判例化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应尽量减少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制订，而主要通过对具体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适用的解释而确定司法解释的规则，司法解释的判例化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使司法解释因更为具体、富有针对性、而真正成为“活动中的法”，有效地为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法律提供指导。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常常都是与具体案件的汇报结合在一起的，有的虽然在请示报告的标题中注明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报告的内容仍然是具体案件。⑤由此表明司法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与具体案件分开，而在判例中作出的解释更符合司法解释的固有性质。
第二，司法解释的判例化可尽量避免司法解释越权现象。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就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通过判例而确定规则，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授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的权限。
第三，司法解释的判例化有利于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中，法官所作的裁判书就是一篇很好的法学著作。司法解释的判例化要求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要更富有说理性，如果某一法官的裁判文书能被作为司法解释，这是作为一名法官最大的荣耀。这就促使法官更深入地研究法律，使法官向专家型、学者型发展。
在我国自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创设《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后，刊登了大量的案例。在公报上所刊登的案例是人民法院经验的总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的介绍，公报“它既不同于用作法制宣传的一般案例，也不同于学者们为说明某种观点而编篡出来的教学案例。它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是海内外人士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珍贵资料。”⑥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已经通过在公报上刊登的案例而对全国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向判例化方面发展后，解释法律的判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最高人民法院亲自审判的，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的案件；第二，地方各级法院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答复和解释的案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涉及法律适用也已由各地法院作出了正确解释的案件。所有涉及司法解释的判例都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予以公布，并应通过“遵循判例”的原则的建立使其对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约束性。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8月11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6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1996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利用与保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蔬菜基地管理，稳定菜田面积，促进蔬菜生产，保障蔬菜供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内蔬菜基地的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蔬菜基地，是指经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常年从事蔬菜生产、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良种繁育的耕地。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蔬菜基地管理，蔬菜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市蔬菜副食办公室是全市蔬菜基地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人民政府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蔬菜基地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规划、计划、土地、农业、水利、环境保护、财政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协同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蔬菜基地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蔬菜基地管理和蔬菜生产、技术推广、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蔬菜基地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配合规划部门编制蔬菜基地专业规划。
第九条 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蔬菜基地专业规划，编制蔬菜基地年度建设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蔬菜基地范围及等级由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土地和水利部门划定，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设立保护标志。
第十一条 蔬菜基地划分为两级：
（一）生产条件好、产量高、长期不得占用的菜田，划为一级蔬菜基地；
（二）生产条件较好、产量较高、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菜田，划为二级蔬菜基地。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搞好老蔬菜基地改造和新蔬菜基地的开发工作，加强蔬菜基地的道路、农机水利、土壤改良、种苗培育、园艺设施和用于蔬菜科学研究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十三条 蔬菜基地建设，实行总量不减少，谁占用谁补齐，保证质量的原则。凡征用蔬菜基地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重新开发建设相同数量的蔬菜基地。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充分利用好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的基础上，从地方财政中拨出专款扶持蔬菜基地开发建设；鼓励蔬菜生产经营组织和承包经营者采取投资、投劳、以工补农等形式增加对蔬菜基地的投入。

第三章 利用与保护
第十五条 蔬菜基地及其基础设施必须用于蔬菜生产、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良种繁育。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荒芜蔬菜基地和擅自改种其他作物；不得擅自拆除、转让基础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监督检查蔬菜基地及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
第十六条 蔬菜基地可以依法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经营者必须按照承包合同规定合理利用菜田，在政府计划指导下，种足种好蔬菜。
第十七条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建立管理、保护制度，安排管理人员定期检查和维修，保证设施正常运转。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损坏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坏蔬菜基地保护标志。
第十八条 在蔬菜基地内或者附近施工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因施工损毁蔬菜基地基础设施的，施工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负责修复或者予以赔偿。
第十九条 蔬菜基地经营者，应当增施有机肥，合理施用化肥，保护和培肥地力。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蔬菜基地地力变化状况及相应的养护措施，并为经营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
第二十条 蔬菜生产只准使用国家规定的低毒、低残留农药，防止对蔬菜基地的污染。积极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
第二十一条 蔬菜基地确定后，环境保护部门应当配合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其周围设定缓冲带，以保证蔬菜基地不受污染。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蔬菜基地和缓冲带内排放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污
水浇灌菜地。
市、区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部门对蔬菜基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与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第二十二条 向蔬菜基地提供的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三条 凡征用、占用蔬菜基地的，由用地单位提出申请，经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方可按照审批权限和程序报批。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批准征用，占用的蔬菜基地面积和具体位置抄送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征用蔬菜基地的单位，应当按照该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标准缴纳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新菜开发建设基金按土地审批权限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收取，存入财政专户，利息纳入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不得截留、挪用，不
得缓、减、免。
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主要用于新蔬菜基地的开发、老蔬菜基地改造、蔬菜技术推广和科学研究等。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使用由市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财政、水利、土地等部门提出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财政、审计部门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实施检查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造成蔬菜基地荒芜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征收荒芜费，荒芜2年的，由原发包单位收回土地经营权。擅自改种其他作物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包方收回责任田，转包他人种菜。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擅自拆除转让基础设施或者改变用途的，侵占或者损坏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擅自移动或者损坏蔬菜基地保护标志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恢复原状，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蔬菜基地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其他化学物品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没收其所使用的农药，销毁其产品，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向蔬菜基地和缓冲带内排放未经处理或者经处理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污染蔬菜基地的，向蔬菜基地提供的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向菜地浇灌污水不符合
国家标准的，由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赔偿经济损失，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不按审批权限和程序审批征用、占用蔬菜基地的，对新菜田开发建设基金截留、挪用或者缓、减、免的，对责任单位，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蔬菜基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在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市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蔬菜基地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按法定程序实施处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经营者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