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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区分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
顾国云

内容提要：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是刑法上比较容易混淆的两种犯罪形态，牵连犯与想象竟合犯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还是数个行为，想象竞合是实质的一罪，即行为人实施一行为，而牵连犯的首要条件是其行为的复数性，也即数行为的存在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犯罪形态 牵连犯　想象竟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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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理论上除牵连犯以外，还有许多罪数形态，如吸收犯、想象竟合犯以及结合犯等。那么怎样理解和区分牵连犯与想象竟合犯呢？
一、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的本质区别
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同属“处断的一罪”中的罪数形态，因而在理论上又有许多若干相同或相似之处，实践中经常会发生混淆。所谓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罪数形态。由此概念分析，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都存在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而且往往可以找到数个结果和数个罪过，此外，牵连犯的方法犯罪行为或结果犯罪行为有时经常被人理解为是犯罪方法或犯罪结果，这就使两者经常被人们混同。
　　成立牵连犯的首要条件是其行为的复数性，也即数行为的存在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而这一点又恰恰是牵连犯和想象竟合犯最关键的区别，因为，想象竞合是实质的一罪，即行为人实施一行为所采取的犯罪方法或造成的犯罪结果虽然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但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也就不存在有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的问题。由此可见，牵连犯与想象竟合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还是数个行为，掌握了这一点也就可以从本质上将两者区别开来。
　　二、如何理解牵连犯
（一）牵连犯的数行为之间首先应具有牵连关系
牵连犯应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方法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无刑法规定性和不实行并罚性，应是牵连犯的本质特征。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众多罪数形态之一，也是司法实践中运用颇多的一个概念。牵连犯作为传统刑法理论上与数罪并罚相对应的一个形态，近年来一直受到刑法理论界一些学者质疑，而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极不统一，认识颇不一致。特别是我国新刑法生效实施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问题的分歧更大，可谓众说纷坛。这多少给司法实际部门的操作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其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牵连犯的定义和特征。牵连犯中的牵连关系、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以及牵连犯与其他罪数形态的区别等问题上。
我国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以及1997年经修订后的现行刑法对牵连犯的概念和处罚则未作明文规定，但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般均加以认可和适用。
牵连犯是指犯罪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或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牵连犯的数行为之间首先应具有牵连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牵连犯。强调牵连犯的成立行为人应具有主观因素，最根本的一点是为了突出反映牵连犯中本罪与他罪之间的不同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如果不问行为人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犯罪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即可认定为牵连犯的话，这无疑将扩大牵连犯的范围。同样，牵连犯是数个行为之间的牵连，也即牵连犯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有数个独立犯罪行为的存在，如果没有数个独立犯罪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有牵连问题的存在。例如，用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由于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尽管有方法或结果，但是这些方法或结果均不是独立的行为，因此，理论上和实践上均不以牵连犯加以认定。
　　（二）牵连犯的成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
　　1、是行为的复数性。也即牵连犯的成立必须有数个犯罪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触犯了数个罪名。如果一个行为触犯数罪名（如用放火的方法杀人或者放火导致他人被烧死），就不能以牵连犯加以认定，而只能以想象竞合犯论处。
　　2、是行为的独立性。也即构成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在刑法分则上具备独立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如果虽有数个独立行为，但其中只有一个行为可以成罪，而其他行为不可成罪（如以色相勾引抢劫他人钱财的，其中色相勾引不能独立成罪），则也无所谓有牵连犯问题的存在。
　　3、是行为的异质性。也即构成牵连犯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相同的罪名不能构成牵连犯。例如，行为人以伪造证件印章的方法，诈骗他人钱财，由于伪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与诈骗的行为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因而就可以牵连犯加以认定。反之，如果行为人连续实施几个相同的犯罪行为，尽管行为与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如以窃得的交通工具去盗窃其他货物），也不能以牵连犯加以认定，而只能以连续犯论处。
4、是行为的牵连性。也即构成牵连犯的数个独立的不同罪名的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这种牵连关系既可以是目的行为与方法（手段）行为的关系，也可以是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　　
（三）牵连犯必须以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为必要条件
　　牵连犯应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牵连关系的形成既不能脱离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能脱离行为人的客观因素。认定牵连犯必须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和行为人的客观因素，两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注意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而置行为人的客观因素于不顾，就会将不具有牵连关系的数个犯罪也按牵连犯加以认定；同样，如果只注意行为人的客观因素而置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于不顾，就会将同时发生但主观上并无联系的数个犯罪以牵连犯加以认定。
　　对于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之认定，应以“一个犯罪目的”作为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犯罪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才有牵连意图。例如，行为人通过伪造公文证件实施诈骗行为，从主观上分析，如果行为人没有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就不会实施伪造证件的行为，即伪造公文证件的行为以及以后实施的诈骗行为，均是为了占有他人的财物。这里的占有目的明确无误地将行为人的牵连意图反映了出来。
　　对于行为人的客观因素之认定，应从严掌握并有具体统一的标准。在客观上，只有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才能作为认定牵连犯客观因素的标准。这一标准即规范，又具有可操作，只有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才能作为认定牵连犯客观因素的标准。这一标准既规范，又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适当地限制牵连犯的适用范围，符合法制建设的一般要求。例如，行为人通过伪造公文证件实施诈骗行为，之所以可以构成牵连犯，除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一个犯罪目的以外，在客观上行为人的伪造公文证件行为又正好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要件，也即作为方法的伪造公文证件行为完全被作为目的的诈骗行为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要件所包含，因此，具备了牵连犯构成的主、客观因素。反之，如果行为人通过盗窃抢支弹药实施抢劫行为，虽然行为人在主观上也可能只具有一个犯罪目的（或称最终的犯罪目的），且在客观上盗窃抢支弹药的行为与抢劫行为也形成了“通常”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无法被抢劫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要件所包含，所以不能以牵连犯加以认定。
（四）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对牵连犯的处罚则应不实行数罪并罚，而是从一重处断或从一重罪处断，也即在处理时按牵连犯数罪中的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其法定刑之内酌情从重处罚
牵连犯作为罪数形态的一种，它完全是与数罪并罚相对应的一组罪数形态概念中的一个，也即从根本上讲，既然是牵连犯，就不应该有数罪并罚的问题，如果实行数罪并罚，也就不是牵连犯。无刑法规定性和不实行并罚性，理所当然的应该是牵连犯的本质特征。
　　牵连犯的本质在于其是实质上的数罪，处断上的一罪。牵连犯虽在实质上属于数罪，但因数罪之间的特殊关系（即牵连关系）的存在而客观上降低了其社会危害的程度，因此，对其不实行并罚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牵连犯的认定应从严把握，以防随意将理应数罪并罚的犯罪当作牵连犯对待；但对于牵连犯的处罚，则必须坚持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而不能实行并罚。在处罚时的具体做法应该是：先比较各罪法定刑（而不是宣告刑）的轻重，找出一个最重的法定刑，然后在这个幅度内决定刑罚。在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时应依此标准：即主刑刑种的轻重，依照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顺序依次递重；同种之刑以最高刑之较长者为重，最高刑相同者以最低刑较长者为重。当然，如果在一个罪里有数段法定刑时，这里所作比较的法定刑就应根据行为的具体情况选择一个相应的法定刑，而不是简单地以这一个罪的最高法定刑作为比较的依据。
　　牵连犯作为一种刑法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且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的罪数形态，我国刑法对牵连犯的概念及处罚原则未作规定，从而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中适用的不一致，但不能因牵连犯难以认定而要将此概念予以废除或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因为，刑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在认定犯罪行为时，总有一些特殊情况存在，牵连犯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数行为之间的牵连性，即在同一犯罪目的下所形成的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正是这一特殊性才决定了对牵连犯不能实行数罪并罚。　　　　
三、如何理解想象竟合犯
想象竟合犯是指以一个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数个客体，触犯了数个罪名的犯罪。想象竟合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实施一个行为（包括故意或者过失）。
2、触犯数个罪名（不同种的罪名）。
我国刑法对想象竟合犯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这种犯罪不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即按其中法定刑最重的一个处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邮编;257500 电话:2524253）



论撤回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郭辉


　　撤回起诉权是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在我国，公诉权应包括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不起诉、提起公诉后的变更、追回和撤回起诉等权力，所以说撤回起诉权是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诉权的一种，变是提起公诉后的救济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刑诉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在判决宣告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这些规定均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权。但是由于这些规定相对比较粗疏，对于撤回起诉的原因、时间、审查内容、审查期限、审查处理结果等问题，都没有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补品操作多有不便。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宜规范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情况并不多见，在所有提起公诉案件中所占比例一般都较小，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提起公诉之前，检察机关必须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详细的审查，严格的把握，认为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需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才能提起公诉。所以非特殊原因，一般不会轻易启动撤诉程序。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撤诉原因可分成以下两类：
　　1、程序性原因的撤诉。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案件提起公诉之后，案件宣判之前，发现被告人新的犯罪事实和新证据的，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需撤回起诉后合并起诉的。二是被告人逃逸不归的案件。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由于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逃逸的，二是被告人认为取保候审已经是刑事处罚而外出不归的。三是在提起公诉后同案人归案的，需撤回起诉后退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四是本案属于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需要撤回起诉由自诉人另行向法院起诉。
　　2、实体性原因的撤诉。主要有以下几种：指控的部分被告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对指控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上，法、检两院分歧较大的；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的；犯罪事实发现不是被告人所为的；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笔者认为，虽然撤诉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公诉权中的救济权力，但是，在实践中存在滥用撤诉权之现象。特别是对部分事实不表、证据不是十分确凿、充足的案件，有的地方检察机关为了保障批捕正确率，往往一诉了之。如果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拟作顽固判决，那么再一撤了这。而法院为了协调好法、检两院的关系，往往也会同意撤诉，这样撤诉成为了法、检两院协商的结果。因此，撤诉容易导致公诉权和审判权的滥用，也不得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由于刑事诉讼法和两高的解释都没有对撤诉的操作规范进行详细的规定，而人大也不可能近期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问题的具体操作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笔者认为，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力行使的一部分，撤回起诉基本上是检察机关的业务工作，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撤回起诉联合作出司法解释，对撤诉的原因、法检两院对撤诉的审查内容、结果及其期限等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为此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后案件的审查
　　刑诉规则规定，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但本条文只规定了不得再诉的条件，而对于撤回起诉后的案件如何处理并无规定，在实践中，各地的具体操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案件作以下四种处理：
　　1、重新提起公诉。实践中，有些案件在起诉后公安机关抓捕了同案人，或发现了被告人的新的犯罪事实和新的证据， 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被告人逃逸抓捕的，或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完毕的，对于这些因为程序性的因素而非案件质量本身问题的案件，公诉机关在程序完善之后，可以重新提起公诉。
　　2、可以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特别是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案件在撤回起诉后，公诉机关一般会将案件退给公安机关，要求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而犯罪证据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幻变得更加难以确定，因此，这类案件很难再查找出新的证据来定罪量刑。所以公诉机关在公安机关重报案件后，可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规定，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
　　3、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另作处理。这些案件多是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作撤销案件处理，因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认定证据不足，应应该作撤销案件处理，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
　　4、告诉自诉人另行向法院起诉。在自诉人起诉后，公诉机关应当将案卷移交给法院保管，以利于审判之用。
　　二是规定检察机关撤诉后的审查期限
　　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在撤回起诉后的审查期限把握上随意性比较大。笔者认为，可以比照刑诉法关于建议延期审理的一个月的时限规定，规定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的审查期限，以一个月为准。一是因为关于撤诉的规定和延期补充侦查的规定在一起，可以比照；二是对撤诉有了时间期限的规定，可以对实践中时间的任意把握有了约束；三是防止超期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