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州市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泰州市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泰政发〔2008〕122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泰州市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执行。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泰州市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城市管理，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规范城市管理行为，提高城市管理效能，保障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规范建设和高效运行，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数字化城市管理，是应用和整合计算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卫星定位系统等十几项现代数字技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创建城市管理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保证城市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解决，逐步建立沟通快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反应快速、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利用信息采集器，收集网格内的部件和事件信息，通过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七个环节进行城市管理活动。
第三条 市政府统筹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日常运行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负责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规划、建设及管理，组织、指导、协调、督促海陵、高港区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及泰州经济开发区、农业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和公安、城管、建设、水利、环保等40个责任部门按照《泰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事件分类和区政府（管委会）及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职能分工》明确的责任履行城市管理职责。
（二）负责制定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技术系统的标准、运行规范、规章制度，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负责检查、监督、指导各市（区）（管委会）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的工作；市数字化平台系统预留与各市（区）（管委会）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对接接口，确保与各市（区）（管委会）数字化网络的互联互通以及受理、调阅、检查等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负责巡查列入监督范围的城市管理部件、事件，接受并处理来自监督员巡查发现、新闻媒体曝光、市民举报、有关部门移送以及上级交办等渠道的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审核立案后将案件派遣到主管部门或责任单位。
（五）负责受理、校核部件、事件等信息和监督、评价处置工作。对城市管理部件维护、事件处理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分析、评价、考核，定期将区政府、管委会和责任单位履职情况、系统评价结果报告市政府及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六）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信息数据库的定期更新。
（七）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与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的整合。
凡政府投资开发建设的与城市管理有关的信息资源在政府部门之间无偿共享，其中经政府审批相关企业的城市基础空间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地名数据和在线监测（监控）等信息实行实时共享（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区政府（管委会）及各相关责任单位依法履行各自职责,管理和处理数字化城市管理中涉及到本区域、本单位的部件、事件等,并在政策制定、事务处理中支持、配合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共同促进城市管理运行成本的降低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要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督促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企业履行相关城市管理事务职责，支持、配合各级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开展工作。
社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法人、自然人要积极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
第二章 规划、建设、运行
第五条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规划原则：
遵循“标准统一、资源整合和共享”规划原则。软件平台的技术、网格、城市管理部件、事件编码、业务操作流程实行统一标准，通过整合、利用现有城市管理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实现市级平台分别与相关城市管理部件、事件主管部门和区政府（管委会）、责任单位之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第六条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原则：
遵循“经济、实用、高效、安全”建设原则。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按照“公司总揽集成、政府租赁使用”的建设模式，构建低成本、高效益、强保障的平台信息系统。
第七条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行原则：
（一）遵循“机制创新、科学管理”管理原则。按照“一级监督、二级指挥、三级考核、四级联动”的运行模式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一级监督是指监督评价体系在市级层面，按照长效管理方案的要求，把监督评价与机关作风评比、人民满意机关评比、城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干部政绩考核等挂钩；二级指挥是指市政府和区政府（管委会）分别建立数字化城管指挥信息平台，按照市政府、区政府（管委会）两级的职能实行分级指挥；三级考核是指在市政府、区政府（管委会）、街道（乡镇）建立考核机制，市政府考核区政府（管委会）及市级机关相关部门，区政府（管委会）考核街道（乡镇）及所属机关相关部门，街道（乡镇）考核所属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一级考核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四级联动是指在市政府、区政府（管委会）、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建立四级管理联动机制，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强化职能，狠抓落实，共同提高长效管理水平。
（二）遵循“主地协同、各有侧重”处置原则。按照“部件问题处置先属主后属地，事件问题处置先属地后属主”的分工要求，部件、事件问题的处置由先属部门处置；若先属部门处置确有困难的，再由后属部门处置。按照这一要求，进一步明确市级平台、区政府（管委会）及各相关责任单位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确保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制度化、规范化。
第八条 区政府（管委会）及各相关责任单位要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有关要求，建立协同运行的二级平台，并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平台对接；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部件、事件管理责任制和高效的案件处理机制，明确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分管领导、责任部门和案件处理专业队伍，确保信息渠道、案件办理流程畅通和部件、事件问题及时处置。
区政府（管委会）及各相关责任单位在接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派遣案件后，对属于本区域、本单位主管和管辖的应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处理；对不属于本区域、本单位主管和管辖的应及时将案件返回到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并说明理由；对规定时限内或延时后仍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向派遣案件的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说明情况，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核实后，采用挂账方式建立问题库，定期汇总上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对区政府（管委会）、相关责任部门任务完成情况督查点评，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第九条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对责任单位不明的城市管理部件、事件，可作为无责任主体项目单独立项、归类，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由区政府（管委会）协调解决。
第十条 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中发生的非常规问题,按先解决问题后分清责任和落实经费的原则处置:
（一）政策原因形成的问题或城区之间边界不明确的问题,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解决。
（二）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运行应急处置，受派遣单位对责任主体有争议的，应先行实施，后分清责任主体，落实资金。
（三）产权、责任不明的一般问题，由辖区政府、管委会解决，较大问题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解决。
（四）难以查处的违法行为引起的问题，由辖区政府、管委会协调处理。
第三章 投入与保障
第十一条 市级数字化城管指挥信息平台的规划、建设费用，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申报立项，运行、维护、管理和拓展等经费列入预算，由市财政统筹解决。
第十二条 区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相关专业单位要确保对数字化城市管理提供技术、人力、财力和政策支持。
第十三条 市政府逐年增加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投入。区政府（管委会）要逐步加大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投入，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及时更新。对下列城市管理工作经费，财政部门要予以保障。
（一）市政设施、环卫设施、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公用事业服务的改善。
（二）通过协调无法落实责任主体的无主部件、事件的处置。
（三）城市长效管理和社区城市管理工作。
（四）城市管理及执法力量的增加和各类装备的配备。
（五）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和拓展。
（六）城市管理政策宣传、标准的普及。
第四章 考核与监督
第十四条 数字化城市管理实行监督检查制度。
市政府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相关情况，主动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平台运行畅通。区政府（管委会）和市有关责任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
第十五条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在媒体上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收集、处理、评价的结果，作为开展下列工作的依据：
（一）作为区政府（管委会）和相关责任部门城市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考核的依据。
（二）作为年度“人民满意机关”评比、城市长效综合管理考核以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长效管理考核、保证金奖惩制度执行的重要依据。
（三）监察部门实施城市管理效能监察的依据。
（四）各级政府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五）行业管理部门、监管机构、财政部门对城市管理部件养护作业核定经费的依据。
第十七条 加强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培育社会公民意识，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城市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合同法》与情事变更
张照东 郭小东
【内容摘要】 本文对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各种情事变更条款进行分析，评价其长短得失，探讨了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所采纳的原因，分析了《合同法》施行后情事变更问题的处理方案，展望了情事变更立法的前景。
【关键词】 情事变更 合同法
【作者简介】 张照东，郭小东，福建厦门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net。
一、合同法统一化进程
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三个合同法各自规范不同的关系和领域，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且法律规定过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合同缺乏法律规定。因此，自1992年中国政府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以来，在现行民法通则和三个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现代化的合同法，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部分学者2提出《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后，前后一共出台了五个草案：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一稿)、1995年10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二稿)、1996年6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三稿)、1997年5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专家意见稿(第四稿)、1998年9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稿（第五稿）。在此基础上，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日公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统一合同法草案之情事变更条款评析
1、统一合同法第三稿第55条评析
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建议草案并未规定情事变更制度。考虑到上审判实践已有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案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确认并加以规定，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章第55条：“合同生效后，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条立法存在的缺陷在于：
（1）将情事变更发生的时间界定为“合同生效后”，这就在适用期间上存在一个漏洞：如果情事变更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生效前，并且对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的影响，此时能否主张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呢?如果可以，显然与“合同生效后”的起始时间相矛盾；如果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予以救济?
（2）以“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来概括情事变更的本质不够严密。当事人以外的原因，不仅是指情事变更，还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等。另一方面，在情事变更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上又未作规定。这就难以区分情事变更制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情事变更制度的滥用。
（3）以“显失公平”表述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容易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不如“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来得恰当。
2、统一合同法第四稿第52条评析
征求专家意见稿对此作了改动，这就是第四稿第四章第52条：“除不可抗力外，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解除合同。”
与第三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明确区分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
（2）以“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取代“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而且以“发生重大变化”取代“发生情事变更”，明确要求该事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严重程度，有利于科学认定情事变更情形，严格掌握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
（3）增加关于重新协商的规定，体现了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这一规定显然是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第6.2.3条关于再交涉义务的规定，是中国合同法尊重国际条约和惯例的表现，有利于与国际市场接轨。
（4）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性质为请求权而非形成权，即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须经对方同意或经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方可实现，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权利的滥用。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与第三稿一样的“显失公平”问题。
（2）取消了“合同生效后”的规定，但又未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
（3）增加了再交涉的规定，但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
3、统一合同法第五稿第77条评析
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之上，征求全民意见稿对此又作了修改，这就是第五稿第四章第77条：“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而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与第四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虽未采取“除不可抗力外”之类的措辞，但“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同样足以将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区别开来，因为导致不可抗力的履行不能被排除在这一表述之外。
（2）不再采用“显失公平”的提法，避免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
（3）“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超出了大陆法系情事变更制度中的履行艰难的范畴，与合同目的落空的含义相近，显然是参考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中的目的落空，这是中国合同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成功立法的表现。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引起情事变更值得探讨。一般而言，政策只是指引行为方向而未规定具体行为规则，也不象法律法规那样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难以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影响，不会直接引起情事变更。当然，为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政府发布行政命令或颁布法规规章有可能出现情事变更问题，但此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与其说是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情事变更，不如说是政府干预或法律变动引起了情事变更。
（2）“巨大变化”用语不够准确。客观情事的变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合同的情事变更，取决于这种变化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必须是对合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才足以构成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巨大变化”只是一般用语，不足以表明客观情事的变化对合同产生的重大影响，建议以“根本变化”取代之。因为是否为根本性变化，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断，只有这种变化造成了当事人根据合同不必承担的重大损害，才称得上是根本性的，而客观情事巨大变化有时尚不能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比“巨大变化”来得高，更能体现对情事变更制度从严掌握、谨慎适用的要求。
（3）“致使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应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情事变更情形，即若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履行艰难，但草案的上述规定却未能充分体现出因履行艰难导致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建议以“致使合同的履行将变得艰难或不必要”取代之。
（4）与第四稿一样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建议增加规定：“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5）与第四稿一样未规定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欧洲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简称PECL)第6.111条关于情事变更的法律后果中规定：“……（3）两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间内未能达成合意的场合下，法院可以作如下处置：……C、法院无论在何种场合下，均可对因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地拒绝交涉或退出交涉而使对方蒙受的损失，认定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三、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采纳的原因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三、关于情势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3因此，统一合同法没有对情事变更制度作出规定。
从审议报告来分析，情事变更制度之所以未被立法所采纳，主要是基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和司法环境的顾虑：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难以预测的市场因素的变动，经济上的商业风险无处不在，它往往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事变更交织在一起，而二者的区别仅在于量和质的界限，这就使得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的客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情事变更以同样的事实原因出现，某一事件既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也可能构成情事变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种重叠性使得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也难以划清，这就产生了如何科学界定情事变更的问题。由此，又会引发人们的另一种担心，即担心不轨法官在断案时利用情事变更制度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我国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原本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在大陆法系中，与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情事变更制度。因此，要深入分析《合同法》的该项规定，首先要追溯合同目的落空的来源和含义，其次要摆正合同挫折主义与情事变更制度的关系，还要划定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界限，才能正确地评析这一立法得失。
1、合同目的落空与合同挫折
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是指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履行过程中消灭了，履行合同成了多余的事。英国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尔诉亨利案(Krell V. Henry)，最早确立了目的落空导致合同受挫理论。英国法院在一系列的加冕典礼案中认为，观看加冕典礼是当事人租赁房屋的目的，这构成了合同存在的基础。在典礼因意外被取消，尽管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并非不可能，只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落空了，再要求其履行已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认定合同遭受挫折了。英国的目的落空理论虽然没有被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所采纳，却得到两次《合同法重述》的认可，4也为美国法院广泛地接受。
合同目的落空理论的核心是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principal purpose)实质性地落空了(substantially frustrated)，因此探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正目的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一般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并不关心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何在，所以若非双方在合同中写明缔约目的，或一方对对方所说的缔约目的没有异议，或主张目的落空者能就此提出证明，或者合同本身的有关情况足以表明该目的的存在，以目的落空主张合同受挫的请求是难以获得法院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