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郴政办发〔２００８〕７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九月五日
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前款所称工作人员，包括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效能，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责任的活动。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本市各级政府及各部门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政，认真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各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完善和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执法责任制、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绩效考核制、过错责任追究制以及层级监督制度等各项行政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应当做到公开、公平、便民、高效、诚信。
第六条 行政问责坚持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实事求是、公正公平、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不得用行政问责代替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问责的范围
第七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事项，不按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决策的；
（二）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未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或可行性论证的；
（三）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四）违反决策程序，超越部门权限擅自决策，或应当由上级机关决策的事项不按规定程序提交上级机关决策而擅自作出决策的；
（五）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责任事故或财产损失、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环境破坏，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干扰和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六）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的；
（七）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免、退、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决定的；
（八）其他违反行政决策规定，造成工作失误或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第八条 行政机关在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不贯彻落实或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或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二）对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目标和交办事项，消极应付，措施不力，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影响政府工作整体推进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四）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指出的错误不积极研究解决或纠正的；
（五）拒不执行或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的；
（六）拒不执行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作出的决定，或无正当理由不采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的建议的；
（七）在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中心工作和专项检查中，牵头责任单位不认真履行职责，或参与责任单位不配合，工作脱节，推诿扯皮的；
（八）包庇、袒护、纵容或指使、暗示有关部门或人员不认真执行上级行政决策，拒绝、拖延提供与行政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九）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或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的；
（十）未按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社会发布政务信息的；
（十一）其他违反有关行政决策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管理服务职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或者瞒报、迟报工作情况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失误的；
（二）迟报、瞒报、谎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或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处理和组织实施有关救援工作的；
（三）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及时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失当，甚至压制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如实上报情况和及时处置，导致可以避免的影响和损失未能避免的；
（四）对存在隐患的矛盾纠纷应当排查而未排查出，导致民转刑案件、非正常上访或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五）防范、整治公共安全不力，或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发现后不依法采取措施或督促整改不力，导致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的；
（六）制定和发布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七）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采取行政措施违法或不当引发集体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或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发生信访人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及其他重大影响行为造成后果的；
（十一）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十二）因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流产，或直接负责管理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三）截留、滞留、挤占或挪用国家税款、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或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四）对有法定依据提请支持、配合、协助的有关事务不支持、不配合、不协助，或互相推诿、扯皮的；
（十五）因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违反工作纪律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六）无法定依据强行要求行政相对人接受中介服务，或对有法定依据需要中介服务违法指定中介机构的；
（十七）擅自将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下属单位、中介组织、企业等非法定主体行使，或者把属于行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移或委托中介机构搞有偿服务或者从中介机构获取利益的；
（十八）无法定依据要求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和其他服务的；
（十九）由于监管不力，致使本机关多次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
（二十）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或其他违反管理工作规定，导致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群众进京赴省到市非正常上访，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内部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未遵守首问责任制，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认真受理和办理，或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告知办理途径或不转送相关部门，延误工作的；
（二）未遵守岗位职责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限完成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的；
（三）未遵守限时办结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法定或承诺时限内办结行政管理事项的；
（四）未遵守服务承诺制，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五）未遵守公开办事制，不依法或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公开与告知义务的；
（六）未遵守责任追究制，对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放任不管，对本机关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或者对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七）未遵守保密工作制度和档案印章管理制度，泄露国家秘密及行政相对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或者违反规定擅自对外发布公文，或者将禁止公开的信息擅自公开的，或者保管文件、档案、案卷不善致使文件、档案、案卷损毁或者丢失、泄密，将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据为己有，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公章的；
（八）未遵守公文管理制度，向上级报告或者对外发布有关情况，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
（九）不履行层级管理职责，越级安排部署工作导致工作失误，或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延误工作的；
（十）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机关，在接到信访部门的交办、转办件（函）后，对初信初访事项不闻不问，故意拖延，导致由信变访、发生越级进京赴省到市非正常上访的；
（十一）未遵守工作程序规定，按规定应当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事项，不按规定时限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
（十二）未遵守工作纪律，工作时间擅离职守、上网玩游戏或炒股、未经请假办理个人事务的；
（十三）违反干部人事制度和机构编制法规，选拔任用干部中用人严重失察、失误的；不服从组织分配，不接受正常的岗位调整和工作安排的；
（十四）在重要的接待公务中不依照规定的礼仪要求或言行举止不当，或者在执行公务不按规定出示证件、不表明执法主体资格身份，或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的；
（十五）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十六）其他违反内部管理规定，贻误行政管理服务工作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的审批、备案和登记）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实施行政审批的；
（二）违反规定擅自增加、取消或者停止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
（三）擅自增设行政审批程序、审批条件或申请人义务的；
（四）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时，不开具有效书面凭证的；
（五）违法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审批的；
（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七）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作出准予行政审批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八）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审批或者不在法定或者承诺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九）擅自变更、延续、撤销行政审批的；
（十）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且应当颁发行政审批证件，而不向申请人颁发合法、有效行政审批证件的；
（十一）己受理申请材料，无正当理由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的；
（十二）未按规定实施统一受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审批的；
（十三）在实施行政审批后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的；
（十四）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十五）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单位未在收费场所公布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等内容的；
（十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十七）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十八）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九）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而违反法定程序的；
（二十）利用行政审批搭车收费，或将非强制性征收变成强制性征收的；
（二十一）向申请人乱摊派、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或索取、收受申请人财物以及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十二）其他违反行政审批工作规定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实施征收的；
（二）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时限实施征收的；
（三）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四）不当场开具合法专用票据的；
（五）应当实施征收而不予或不按规定要求征收，或对法定的减、缓、免等征收优惠政策不落实的；
（六）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七）将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的；
（八）对法定的有偿服务项目，只收费而不提供服务，或只提供部分服务的；
（九）将应由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检验等有偿服务变成强制性有偿服务的；
（十）其他违反征收工作规定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超出法定范围实施检查的；
（二）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实施检查的；
（三）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
（四）不按规定将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归档的；
（五）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六）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规和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责令改正，或隐瞒、包庇、袒护、纵容的；
（七）违反规定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八）其他违反行政监督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违反规定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处罚的；
（五）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六）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七）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的；
（八）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的；
（九）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告知当事人事实认定和处罚的依据及内容，或不按规定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或未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的；
（十一）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四）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滞留等强制措施的；
（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告知当事人强制措施的依据及内容，或者不按规定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或者未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的；
（六）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
（三）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四）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五）行政复议作出错误裁决和行政诉讼败诉的；
（六）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复议工作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赔偿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对符合规定的行政赔偿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应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的；
（三）不按规定核定赔偿标准的；
（四）作出赔偿决定后，未依法责令应当承担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费用的；
（五）依法不应赔偿而给予赔偿的；
（六）其他违反行政赔偿工作规定的。
第三章 行政问责的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八条 行政问责的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一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 经集体研究、认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持赞同意见的人和不发表意见的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承办人（责任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或不按规定正确履行职责的，负直接责任。
审核人或者批准人指令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作出指令的人员负直接责任。审核人作出的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及其副职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副职人员；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但依照内部分工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方式
第二十七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训诫或者书面告诫；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
（五）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
（六）处分。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适用，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采取其他追究方式。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视情况给予责令整改、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不予评优评先处理，并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行政首长及其他责任人实施行政问责。
第二十九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轻微或者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严重或者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属特别严重错误。
第三十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项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于严重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项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四）项处理。
第三十三条 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根据过错情节和工作情况，可以按照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到行政问责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受到行政问责的，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二）一年内受到行政问责３次，均负有直接责任的，年度考核按规定评定为不称职；
（三）受到警告处分的，参加该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四）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五）对年内３次以上受到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等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影响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
因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三十六条 聘任人员犯一般过错的，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项处理；一年内３次犯一般过错，或犯严重过错或特别严重过错的，予以解聘。
第三十七条 行政问责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八条 被问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理：
（一）故意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
（二）拒绝纠正过错的；
（三）干扰、阻碍行政过错调查的；
（四）对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打击报复的。
第三十九条 被问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处理：
（一）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二）主动纠正错误，有效制止损害后果扩大的；
（三）其他应当从轻处理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问责：
（一）情节显著轻微、主动发现过错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行政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发生的；
（四）其他应当不予追究的。
第四十一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过错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第五章 行政问责的管理体系
四十二条 行政问责工作实行在政府领导下，行政监察机关统一管理、政府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问责。各级行政机关负责对本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人员的行政问责。
第四十三条 市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全市行政问责工作，县市区行政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行政问责工作。
行政监察机关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工作；
（二）承办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问责事项；调查、处理本机关受理的行政过错投诉，依法查处重要、复杂的行政过错案件；
（三）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行政问责的情况；
（四）研究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向政府提出改进建议。
第四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机关应当设立行政问责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本部门行政问责组织实施工作。
行政问责组织协调机构应当由领导成员和专门负责行政监察、法制、人事等工作的人员组成，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第四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工作由本部门的行政监察机构具体承担，没有行政监察机构的，本部门人事机构或办公室承担。
主要工作任务：
（一）受理检举、控告和投诉；
（二）调查行政过错行为；
（三）草拟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十六条 县市区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定期向市行政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情况。
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机构应当定期向同级政府行政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情况。
第六章 行政问责的程序
第四十七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当进行行政问责：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规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发回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经行政复议，上级机关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或撤销后要求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予以调查处理的；
（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六）政府政务督查机构对逾期不能完成政府工作或本级行政领导批示、交办工作，两次以上就同一事项发出催办通知书的；
（七）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府法制部门、人事部门、司法机关、安全生产监督机关、目标督办机构、维稳信访部门、政务服务中心、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等提出问责建议的；
（八）新闻媒体披露确有行政失当情形的；
（九）其他应当进行调查处理的。
第四十八条 行政问责投诉处理，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监察机关收到检举、投诉、控告后，可以直接受理或者以交办、转办的形式责成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及时处理。
上级监察机关必要时，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投诉事项。
对行政首长的检举、投诉、控告，应当由同级监察机关办理。
第四十九条 行政问责投诉处理，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一）受理时限。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情况紧急的事项应当提出拟办意见和及时处置；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等一般性问题的事项，应在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提出拟办意见；涉及重要、复杂问题的投诉，一般应在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提出拟办意见。
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当予以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实名投诉的，应当书面告知受理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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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委 员 会 制 度 的 反 思
——从实践层面探析
何艳芳 余茂玉/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总结交流审判经验、讨论决定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研究与审判工作有关的问题。但由于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上的问题，审委会制度的瑕疵日益凸显。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实践反思 制度瑕疵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4］08-0169-05
Pondering over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analyzing on the angle of practice
HE Yanfang YU Maoyu Cheng Jinming
Abstract: Adjudication Committee is the supreme internal 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courts ,its chief roles are communicating experience of adjudication,diciding on and discussing complicated cas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adjudication.But just owing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design and operation procedure,the specks of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emerges.The article intends to ponder over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
Keywords: Adjudication Committee;the angle of practice;speck of the institution.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代理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结语
审委会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审委会制度所进行的规定是较为宏观的，且具有前瞻性，但基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改进，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上制约审委会功能难以发挥的诸多因素，以期为审委会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粗浅思路。
*本文原载于《前沿》2004年第8期，此处有增删。
作者简介：
何艳芳，女，河北保定人，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余茂玉，男，安徽芜湖人，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
注释：
